作为每年“两会”的“压轴大戏”，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倍受公众关注。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坐在电视机前，以一个光荣的共和国公民身份，全程收看了记者招待会。其中，温总理的开场白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必须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他说：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精神，这就是公仆精神。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
　　
　　短短两句话，温总理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本质。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赋予，权力的本质是当好人民的公仆。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的社会契约精神不谋而合：是人民让渡出各自的一部分权利，才有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人民让渡权利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丛林社会状态，更好地实现对生命、财产和自由的保护。这个意义上，温总理提出的“公仆精神”，实际也是一种契约精神——“公仆精神”是政府切实履行社会契约的必要。
　　
　　温家宝总理很好地阐释了“公仆精神”的核心：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确实，公仆的权力本身是人民授予的，而人民授予你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当好公仆，除此之外，官员不应该被授予任何权力，也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但是，在现实中，权力一旦被授予，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往往就会同时出现，具体表现为权力的扩张、权力的懈怠以及腐败的滋生等。这个意义上，提出“公仆精神”，其实又是一种权力的理性溯源和价值回归。而实现回归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限权。
　　
　　“限权精神”是宪法是根本精神，同时更是“公仆精神”的核心。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腐败的问题时说：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实际说的就是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公仆精神”只能在得到完美限制的权力中滋生，而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扩张、绝对的懈怠和绝对的腐败。
　　
　　站在限权的角度，“公仆精神”只会来源于三种可能：首先是权力的自缚美德。也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始终对自身权力的来源和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与自觉，自证权力的合法性，自戴监督的“笼头”。其次是“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说，权力制约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个意义上，表决《物权法》时的52张反对票和表决《企业所得税法》时的37张反对票，其实是非常可贵的。再次，也就是“权利制衡权力”。权力运作的规范与否，直接决定着公民是成为受益人还是受害者。所以，公民对于官员往往最有发言权，当然，其中也包括作为“代言人”的新闻舆论和社会团体等。一定程度上，当全体公民都有了自觉监督权力的意识，都有了为权利而奋斗的执著，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权力都会处于“无微不至”的制衡之下。
　　
　　一言以蔽之，只有真正把“限权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公仆精神”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请问开花的大地，请问解冻的河流”，这是艾青的诗句。温家宝总理非常智慧地用它来形容“什么叫快乐”。我想，用它来形容“什么叫公仆精神”，也许同样是准确的。

责任编辑：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