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证监会的第二任主席，今年75岁高龄的周道炯戏称自己曾“在火山口上坐了三年”。如今，已从证监会退下来十年之久的他，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股市。近日，周道炯应本报之邀来济参加“中创会”，借此难得的机会，本报记者就目前资本市场面临的一些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近期波动难挫信心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沪深股市出现了大幅波动，业界甚至出现了一些很悲观的声音。“我对中国股市充满信心。”周道炯认为，包括股市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很好。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元老级人物的周道炯，对中国股市了然于胸。他说，对中国的股市应该客观地看待。在诞生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目前沪深股市已有约1600家上市公司，市值达30多万亿元。股市对促进改革开放、优化资本配置、国有企业改革等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中国股市毕竟是新兴市场，与已有上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差距。

    近期不少业界人士认为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周道炯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受到影响是很正常的，但影响不会很大；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也在对世界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而对于近来产生的中国股市是否存在泡沫、“救市”与“不救市”等争论，周道炯认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虚拟经济，争论是否存在泡沫毫无意义。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有起有落都是正常的，只是要避免大起大落。至于是否应该“救市”，周道炯则认为更不应该争论，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救市”一说，国家只是在宏观调控。

    股市健康取决于“三大根基”

    在周道炯看来，中国股市是否健康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二是上市公司质量；三是监管。他认为，这三个方面目前都是比较好的，存在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解决好这“三大根基”，就能很好地避免股市大起大落。

    比如，中国目前确实面临通胀、流通性过剩等压力，但总体上看，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上市公司的质量总体上也是好的。以银行业为例，目前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工行、建行、中行等的股价只有五、六元人民币，不足一美元或者一美元多一点，而很多国外银行的股价高达数十美元。“难道我们的银行与别人的差距有这么大？我不相信。”当然，上市公司还应该加强经营和管理，提高效益，给投资者更多回报。

    监管方面，周道炯直言，管理层也正在努力依法治市，加强对再融资等方面的监管。周道炯认为，管理层还应针对上市公司制定分红等制度，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激励投资者长期投资。“为什么现在我们都是短期投资，而国外的投资者都是长期投资？在国外，很多股票年年都有分红，而且分红比例高于银行利率，这样投资者就不会轻易抛掉。”

    “现在有些投资者一赚钱就高兴得不得了，一亏钱就只知道抱怨，特别是这两年来刚进股市的散户尤为严重。”对于不少股民的非理性投资，周道炯感到不安。他认为有关方面应加强长期投资引导，加快投资基金发展，加强股民风险教育和股评管理。

    推出股指期货条件基本成熟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股指期货、创业板、融资融券可以说是让投资者最“牵肠挂肚”的事。对此，周道炯一概称“应该尽早推出”。

    日前有消息称千呼万唤的创业板有望在今年上半年推出。随即，沪深股市的创投相关板块给出了很好的回应。对此，周道炯语气坚决地表示“应尽快、尽早推出”，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和高新企业融资打通渠道。

    对于股指期货，周道炯也持有相同迫切的心情。“我们的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到这么大一个盘子了，非常需要股指期货的推出。现在条件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剩下的问题只是挑选一个合适的时机。”融资融券的推出更是已箭在弦上。

    “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必然的。”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说，他早就认为中国应该实行金融企业的混业经营。目前我国的金融企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银行不能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据了解，国际上如今已普遍改成了混业经营。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也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但上世纪60年代改成了混业经营，日本也早由分业经营改成了混业经营。“如果我们再不改变，国外金融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后，他们几乎什么业务都可以做，我们能竞争过人家吗？”周道炯说，到时我国的金融企业在竞争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最紧要的是修订相应的法律、法规，让混业经营有法可依。

    当听到济南正在致力于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时，周道炯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目前很多地方政府还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济南提出这种设想显然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谁重视谁得益。”周道炯说。山东的经济发展很快，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必须重视金融业，加快金融业发展。

    新闻人物
    “灭火队长”周道炯

    1933年，周道炯出生在安徽农村一个普通人家。17岁时，他成为当地县政府的一名小会计。在安徽工作34年后，51岁的他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命运的第二次转折出现在61岁。1995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的任命。当时的周道炯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之前曾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

    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是周道炯初上任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而这一事件也已经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永久案例被记载下来。

    1995年2月23日，当时中国证券界的头牌券商——— 上海万国，由于判断错误，在国债期货“327”品种上大量做空而面临巨额亏损，之后违规操作，在收市前8分钟抛出1056万口的“327”卖单砸盘，相当于“327”国债发行量的3倍多，“327”由暴涨3元瞬间直线下跌0.71元，市场顿时一片混乱。

    事后，在证监会的首肯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并组织协议平仓。而在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和中小投资人参与到国债期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327”事件牵涉利益达上百万人。作为证监会的核心人物，周道炯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个漩涡当中。事后，周道炯回忆说：“当时有一些‘期民’就跑到保利大厦，闹着要跟我们期货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跳楼同归于尽啊。”

    刚刚经历了“327”的震荡，1996年的股市又给周道炯出了第二个难题。这一年，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让股民至今难以忘怀的牛市大戏，在央行两次下调利率的利好消息推波助澜下，行情如火如荼。庄家操纵，股价暴涨，上百只股票涨幅达5倍以上，这一年，中国股民急剧增加，超过了2100万人。据说，为了炒股票，北方有农民甚至把耕牛都卖了。面对越烧越旺的牛市之火，证监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被称为“十二道金牌”。他在回忆时直言，那段时间夜不能寐，日日担心，并接到无数恐吓信。

    周道炯总结说：“我这一辈子做财政金融和证券工作50多年。在我的一生当中，证监会这段是很难忘的。”如今，75岁的周道炯仍不服老，仍担任PECC中国金融委员会主席、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宋宪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