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

　　私心景仰的叶圣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20年了。期间，有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快事，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大事，但也有不少令人如骨鲠在喉的怪事和丑事，诸如贪官与狗患并作、假药共骗局盛行之类，实在无法让人高兴。每值此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叶老的嘉言懿行，亮节高风，并且以能为这样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真正的贤哲作传而由衷地感到高兴。下面是拙著《叶圣陶传》的前言，希望能够得到朋友们的批评。该传在1994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坊间早已脱销，社里恐怕也未必有存，而我自己，是只有一本样书了。在这里姑且借此旧作，与同好者讨论，也是我向叶老奉献的一瓣心香。

　　1943年10月，叶圣陶满五十虚岁了，他上街买了几斤切面，与流寓四川的家人们一起，高高兴兴，煮面吃面，与往常一样过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日”，一点也没有想到什么“寿”呀，“祝”呀一类的礼仪。不料成都文艺界、出版界的朋友们知道以后，不依不饶，执意要为他隆重地补祝五十大寿。

　　11月15日这天，朋友们云集于竞成园礼堂，又是读贺电，又是吃寿面，唱歌作诗，照相祝酒，竟把这一活动办成那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里最令人开心的盛大节日。他的老朋友茅盾正在病中，闻讯后马上寄来了热情的贺信。到底是大手笔，到底是老朋友，在诸多祝寿的文字中，这信写得最中肯綮。其中写道：“凡是认识他的朋友们都不能不感到，和圣陶相对，虽然他无一语，可是令人消释鄙俗之心，读他的作品亦然。你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寻惊人事，那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才笔焕发，规模阔大，有胜于圣陶的，但圣陶的朴素谨严的作风，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自有不可及之处。”“圣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光辉的贡献，海内早有公论，初不因我的赞美而加重;但二十多年的交谊，使我从圣陶的‘为人’与其作品看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两者的统一与调和。作品乃人格之表现:这句话对于圣陶而益信”。

　　茅盾对叶圣陶的评价极为传神地点化出了叶圣陶人品与文品最鲜明的特征、最独特的魅力，又启发着我们进一步去思考铸成这种精神现象的种种原因。在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中，出生于1894年的叶圣陶，小于鲁迅和郭沫若而大于茅盾、郁达夫、王统照、朱自清、郑振铎、谢冰心等。“五四”运动开始时，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不但中学毕业多年，早已从学生变为教员，而且已经成家，已经做了父亲，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思想较为成熟、生活相对稳定的成年人了。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喜欢篆刻、昆曲、诗词等传统艺术，又长期受到中国语言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是国文)的熏陶，在接受“五四”新思潮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系统、塌实的传统文化的根底。和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不同，叶圣陶长期乡居执教，既没有走出国门直接领略异域的文化精神，也不曾跻身京华感受新旧文明生死搏战的激烈与悲壮，加之又受外语能力的限制，就难于受到西方文化整体性的、直接而强烈的冲击。职业与地域的特点，文化的教养与情趣，使他易于以传统为出发点，以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为自己的根基，淘汰掉贵族化、封建性的旧质，置换成平民化的、民主性的新质。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往往是双重优良质素的自然契合，而很少形成尖锐激烈的对立、碰撞。因此，他的为人和性格，平和冲淡，自然平易，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没有鲁迅的深刻与峻急，也没有鲁迅的深广忧愤与深沉苦痛；不像郭沫若那么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也不像郭沫若那样阿从时尚苦心应变。从精神世界的自然和谐、个性气质的恬淡平易、人格建树的稳定完美来看，在新文学诸大家中，他与冰心最为相近，但又多了些平民之子的质朴敦厚，少了些大家闺秀的典雅与隽丽。

　　叶圣陶的一生，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变动最急剧的这个世界同步度过的。这近百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展开时或爆发为流血冲突的历史。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个性气质，往往直接体现为政治态度，或者说人们经常习惯于通过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这一特定窗口，透视其内在的思想变化与感情趋向。从欢呼“辛亥”的胜利、“五四”的风涛，到愤激于“五卅”的鲜血横流、“四一二”的历史逆转；从八年离乱弃家入蜀，到步履稳健追求民主，他始终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大目标保持一致，与不断前进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并且越是到危急关头，越是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坚定地表示自己与人民意愿共存亡的立场、态度。从表面上看来，他并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尚未和反动当局构成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对峙冲突状态。他的抗争方式，内涵充实坚定而外表温婉节制，往往不是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冲锋陷阵于最前线，而是着重于从个体人格的修养中坚持“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始终保持外柔内刚，方正耿直，踏实稳健，从容安详的风格。
但叶圣陶毕竟不是政治家，也从未把革命活动长期地或短暂地作为职业，其人品自然也就更多、更集中地映照在文学作品中。他写下了百万字左右的长、短篇小说，塑造了近百个城镇、乡村的人物，其中占最大多数的是中小学老师、下层社会的劳动妇女、失去了正常发展机会的儿童。既无传奇式的英雄豪杰、惊世骇俗的逸闻秘录，他的小说所描绘的，完全是那个时代由最平凡的人物组成的最平凡的生活图景。他喜欢按自然时序表现人物的命运，线索单纯，进展自然，虽有倒叙或插叙，但转接过渡，交代分明，时间和空间的切割、转换，都比较完整。这与现代派小说极其琐细、凌乱的剪辑时空，或同时展示集几种不同心态不同意识的流动变化的结构形式，明显不同。他的小说虽然不具备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感，但也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与隔膜。他不安排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布局，不编织曲折离奇、出乎常理常情的故事，而是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精心撷取其中较为完整的一段，显示生活的必然逻辑。又每每在结尾处安排波俏的一笔，乍看突兀奇警，细想正是事态发展的必然，令人由此回味全篇的旨意。叶圣陶非常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他在行文中却非常自觉地区别叙述事件与描摹心态的不同，两种语言榫卯扣接，既自然流畅，又界限分明，读起来毫不感到生硬突兀，更不需要在纷繁的意识流中寻觅各种不同语句、语义的归属。因为取材于平凡，小说所描写的，也多是平实的人生理想以及连这类平实的理想也一一归于失败的平常的悲剧。他所塑造的农民和教员，大都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地位，对于生活从来未有也未敢有奢望的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农民渴望的是温饱，而非暴富；教员追求的是稳定的职业和工资，稳定的国家和政局，而非腾达。其中最善于幻想的人物，也不过是希望在做稳教员之后，再求人请托去警察局谋一份月薪廿元的差使，然后在饭桌上出现一尾燉好的鲫鱼。但就是这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的平实的人生理想，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一碰得头破血流，土崩瓦解，这才更显示了时代悲剧已经是何等的普泛，才更醒目地把这些现实问题推送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对于作品中的人物，他自有鲜明的爱憎，但这种感情态度，往往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对于广大的不幸者，无论其为农民为教员为妇女为儿童，他往往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既非超越、俯瞰，也非崇拜、仰视。他对人物的不幸遭遇，怀有深刻的同情，感同身受，体尝深至，但大抵还不是鼓动他们投身革命，与黑暗社会反动当局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对于少量的抗争者，也多是细致地描写抗争意念萌发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或者写愤激的言辞，或者写有节制的行动，但往往点到为止，很少有直接的斗争场景出现。即使写到像“五卅”“四一二”那样的历史事件，也大多用侧面描写或转述笔法，并不让主人公正面现身到血与火的战斗中冲杀，他所着重的仍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心灵的震动和变化。对于像潘先生那样只顾一己身家性命安全而毫无是非观念的自私怯弱人物，作者是批评的，讽刺的；但批评显得含蓄，讽刺呈现温和，既不尖刻，也不直露。同样是写被剥削压榨完全丧失了自己做人权利的农家妇女，他的《一生》显然不具备鲁迅《祝福》那样的深邃，同样是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叶圣陶的《隔膜》，完全不像鲁迅的《药》、《故乡》，尤其是《孤独者》那样冷峭得让人灵魂震颤，起立彷徨！叶圣陶很少用日记体、书简体、第一人称这类适于直抒胸臆倾吐情怀的文体形态，既不像郁达夫那样亲自介入作品或借人物之口“夫子自道”，也不像鲁迅那样深入人物心灵让读者一并体味那种万难忍受的苦痛与创伤，而往往是有意和人物、和故事拉开距离，自觉地保持客观、冷静、平和的特色，把感情多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他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既讲究上口，又注重入耳。写作时反复揣摩和修改的，首先是文气的顺不顺，词句的准不准。因此，他的作品显得特别平实，匀称，明净，细致，既规范，又流畅。遣词造语，少有当头棒喝式的格言警句。叙述描写，不以奇巧夸饰为务，而以平实隽永耐人吟味见长。乍看只见其无疵之美，久品才悟出自然和谐的语境。

　　“五四”以前，叶圣陶一直在城里或乡镇的小学里教书，生活相当困顿，甚至不得不依靠卖文维持生计。后来幸得朋友相助，介绍他加入新潮社，介绍他发起文学研究会，介绍他进商务印书馆，介绍他执教于杭州一师……，道路越走越宽广，事业的发展与友谊的增强相互促进，终于成就了一代文宗，一代师表。倘或没有朋友相助，他很可能无闻于乡曲陋巷之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想叶圣陶何等幸运，一生交往了那么多知心知面的好友：朱自清、王伯祥、夏丏尊、俞平伯、丰子恺、徐调孚……，一个个诚朴君子，蔼然长者，平易淳厚，方正谨严，感情上是淡而弥深的挚友，事业上是配合默契的同志，没有谁出来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却总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人格追求而组合成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系。他们的政治观点，前进而不激进，沉实稳健而非锋芒毕露，不满现状又尚未构成尖锐的对立。对待事业与工作，一律认真负责，历来一丝不苟。行文务求平易畅达，准确有益，不矜才使气，不竞奇斗玄。出书则处处为读者设想，校对时连一个标点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既非赤贫，也非巨富，自甘淡泊，绝缘奢华。一袭长衫，从春穿到秋，三杯两盏绍酒，居然陶陶为乐。他们之间，有的是姻亲深谊，有的是同窗旧友，有的是偶相订交，因为气类相近，志趣相通，有着基本一致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观念，大致相同的处世哲学与艺术情趣，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中自然地形成了以坚实、稳定、韧长为特色的文人群体。叶圣陶既在诸多朋友护持帮助下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又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人格光辉成为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叶圣陶久居繁华的都市，先是上海，后是北京，却一直保持着乡居的习惯。晚九点睡，早六点起。留的是传统的光头，穿的是家制的布鞋布衣，而且多是中式的。晚饭总爱喝一点酒，不是啤酒，最爱的是花雕，每以半醺为度。从幼时便喜欢写篆字、刻图章、听昆曲，到后来又喜欢吹笛，居然能按照工尺，奏一曲“八阳”。院子里少有空闲，便种满花木，苏州青石弄旧居多有花树、果树，北京东四八条里多的是仙人掌之类，最引自为豪的是庭间一树海棠。每至春末夏初，花事繁茂，他总要打电话请俞平伯、谢冰心等老朋友来共赏。会见朋友，年轻时鞠躬如也，尽诚尽敬。到老年行动不便，则合十问讯。书写多用毛笔，字体丰润腴厚。……乐观入世，不尚华靡，恬淡自然，谦和笃实，总是按着心以为然的方式，过着东方式、平民化的生活，他不向别人推荐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绝不随俗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叶圣陶对于名利的淡泊，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一以贯之地渗透在行动中。1985年，他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但第二年就提出了辞职，未获同意。1987年再次提出。为了说服民进中央的朋友们接受他的请求，他亲自送上恳切的书面材料，要求在民进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三天后，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坚持在大会上公开辞职，并要求全体民进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努力勤奋地为人民工作。进北京以后，他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按级别属于高干，乘公车理所当然。但他从不随意动用公车，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步行或坐公交车上班办公。私人来往的信函，一律自买或自制信封、信笺，贴自己买的邮票。逢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单位往往派人前来祝贺慰问，有时带点礼物或纪念品，叶老一律婉言谢绝，坚持公和私一定要分明，坚持让人家把礼物带回去。1957年，夫人胡墨林去世。按国家规定，这一年的劳保工资是应该享受的，但他坚持全部退给国家。华侨巨商周颖南敬重他的人品和文品，先是书信往来，后来是互赠作品，春节到了，周颖南以晚辈的身份和感情，从新加坡寄给他一笔钱略表敬意。他先是婉辞，后来因为往境外汇退诸多不便，就把这笔纯属私人之间馈赠的款项悉数捐给民进作为文教资金。他逝世前不久，《叶圣陶集》的前四卷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他立即把十万元稿酬全部捐献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民进中央出版工作委员会合办的“出版者之家”……。他有两儿一女，分别起名字为至善、至诚和至美，莫非这就是他理想的人生境界？他在亡妻墓前写下的碑文是“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这不正是他深情的夫子自道？叶圣陶故去前，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的遗体捐供医学解剖，或许这正是叶圣陶风格的最终体现。

　　朋友们热情地为叶圣陶五十华诞致祝，真诚地称道他的为人与为文，并且一无例外地称颂二者的统一。他承认这是统一的，又自谦地认为他的为人与为文应该是统一到“平庸”上。证之他的生平和作品，深感其自评既是自谦也是自知。“庸”字不敢苟同，“平”字实得真髓。这所谓“平”，在人格追求上是平和中正，不骄不矜，平淡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作品风貌上，则集中体现为平凡的取材视角，平实的人生理想，平和的感情态度。人格和文格互相契合，互相生发，既渗透在政治态度、文学主张中，更突出的表现在处世哲学、气质个性、生活情趣，乃至婚恋、家庭观念，交友择朋方式等等方面。每当我们念及叶圣陶，心中便会浮现出一种浑圆的，完美的人格。越是感到物欲横流声色征逐的困扰和愤慨，就越是深切地钦仰叶圣陶的亮节高风，他虽然已经走了，但人们却更加亲切的感受到一种蔼然长者的风范，如云山江水，如天地正气，恒久的矗立在华夏两间。愿也有同感的读者诸君，和我一起去接近叶圣陶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人，去感受他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力量以及稳定和谐的人格魅力。

　　①《叶圣陶五十寿》,载于1943年12月5日 成都  《华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