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魏晋之际，乃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若将此意推而广之，是否可以说也是文人的自觉时代？那时，一班适情任性的文士，袒露情性，不屑讳饰，或潇洒倜傥，或怪诞倨傲，有的啸傲竹林，有的盘桓诗坛，有的服药成瘾，有的嗜酒如命，无不极一时之盛。但在一代风流的表象底下，却往往深深地掩藏着难以明言的家国之痛。他们的嘉言懿行，之所以能够流传遐迩，千古不没，大概一部《世说新语》是功不可没的。关于“吾家义庆”的这部名作，鲁迅先生曾有点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谬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鲁迅全集》第9卷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早在中学时代，笔者从课本上读到《世说》的片断，就诧异于其用语的简洁而人物的风貌呼之欲出，传神写意，栩栩在目，于是极为佩服。大学课堂上先生如何评价，已经完全没有记忆。到得自己“为人师”后，为寻求“白描”的范本，才又想起这部《世说》，敬佩之意，从此难以消退。一辈子在文墨之间客串，总难免有看得多了也有自己“技痒”的时候。下岗以来，没有必须按时撰写硬性学术论文的任务，又还有一些富余的时日可供消磨，有时就难免想以文字与先哲或时贤对话。也许是因为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过分敬仰，自己知道绝对没有效法的可能，于是转而专注于散文的“效颦”。 “续貂”《世说》而代之以当代人物特别是我的老师们的嘉言懿行，是这种颇不自量的尝试之一，愿得四方师友训正——老朽这厢有礼了（作抱拳状）！
庄维石“叫板”郭老
在我们就读山东师院中文系的岁月里，刚进二年级，各位学兄对于学科的爱好，就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有的非两汉以前之书不读，床头摆的，全是《楚辞》《诗经》的级别。有的热心文学作品创作，写诗，也写小说，不断投稿，屡屡败绩，终不言放弃。有的钟情文学评论，曾邀约我一道研究赵树理和鲁迅小说中关于阶级斗争题材的异同，因故未能进行到底。有的仿效以一部《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成名的叶子铭先生，早早地把自己的毕业论文定格为《论郭沫若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直到毕业以后若干年，还不远千里到我家商讨如何请求田仲济先生帮忙，出版这部藏诸箧底久矣的处女作。在我们全年级240人中，王立廷兄是毕业后唯一留校担任专业课教师的学术翘楚。其实，早在读书期间，他就以勤奋严谨著称，对于汉语一课的钟情，几乎为所有同窗所不及，而一手工整清晰的笔致，更是人见人爱，早已奠定日后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无论何种爱好，“偏科”的情景多末严重，庄维石先生的古代文学课，却是无人缺席，一致叫好。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先生的博学。
我的学兄中，颇有几位“狂生”，对于授课的先生，挑剔万般，甚至有时出言不逊。一位担任现代文学课的先生，一时口误，说“韩老六爱上了李香香”，“狂生”于是取外号曰“糊涂月老”；一位文学理论课的先生，讲学时爱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但“狂生”从图书馆借来一部经典教材，发现除去“我认为”以外，尽是书中所载。于是这位先生就得名为“我认为”了。正是这等“狂生”，却对庄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这绝对是一种科学的崇拜，一种不容置疑的敬仰。
那时听取先生口若悬河的布道，真是一种精神的大餐。上得堂来，不疾不徐，从容引申，由此及彼，剥丝抽笋，入情入理……。最令诸生称绝的便是对于郭老的“叫板”。忘记是如何起因了，庄先生忽然在讲课途中，大谈起他的“郭沫若观”：“我们说，郭老当然是非常聪明的了。可惜胆子太大，有时就不免胡说八道……”，于是一气列举数例，证明确乎是“胡说八道”。诸生连忙纪录在案。下课后复查，果然样样确凿，无一“冤案”！从此更加五体投地矣！
许炳力离题千里
古代汉语，恐怕是大部分中文系学生最头痛的课程之一了。不仅因为枯燥，而且在于难学。同是古代作品，在古代文学课上，只要理解内容，就大体可以“过关”；而在古代汉语课上，还必须在通字词含义晓篇章命意的基础上，能够划分句子成分，分清各种极其复杂的句型——呜呼，真是头痛极了！但我们的古代汉语课，却深得人心，极少有人逃课。因为我们幸运地拥有两位优秀的师长。一是许炳力教授，一是林乐腾讲师。
林师是右派，给我们上课时尚未彻底“摘帽”。待到1961年顷，他逢人就掠一下已经非常稀疏的头顶，笑笑说：“这里的问题解决了！”包括学生。但即使在“这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的课依然是风趣幽默，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心底里留有深刻的印象，可惜我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也难以列举了。
许师则是名满全校的硕儒，用今日的话语“界定”，当然属于“资深教授”，在各种评估、申报中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的课，也是诸生最喜欢听的课程之一，究其原因，不在严谨，而在渊博而随意。教材上规定的内容，他常常略去不讲，而课本以外、教材未录的一些鲜活的内容、生僻的典故、野史所著录的传闻，特别是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若干体悟与感受，则每每信口脱出，语惊四座。他的不按教材、大纲之类在授课中规行矩步是出了名的。有一课，先生上得堂来，首先开题曰：今天讲《陈涉世家》，开头是“陈涉者，阳城人也。”立马便从“阳城”生发开去，洋洋洒洒，越说越远，与要讲的篇目的关联越来越稀疏，但内容却越来越精彩，诸生们听得自然也越来越起劲。不知不觉，两节课讲完，下课的电铃吱吱怪叫，讲课的和听课的才从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忘我境界中惊醒过来。先生一楞，说：“嗷，打铃了。今天讲：陈涉者，阳城人也。”两节课里，唯有这两句，算是符合“教学大纲”的规定吧。
李震远赋诗“下岗”
1963年，笔者从山东师院毕业，分配到泰安师专教书。第一学年，担任60级和62级函授班的古代文学，从《诗经》的《七月》开始讲起。在大学里，笔者下功夫最多的乃是现代文学，而服从分配后必须完成的却是古代文学，预备的不充足，自不待言。但幸好那时的泰安师专教师之间，有一种长幼有序、以老带新的风气：青年教师可以自由地向老教师请教，而老教师也大都乐于传授教学经验和解答疑难问题。于是，笔者和同教一门课的高照福、张兆勋兄，不但经常互相切磋，而且不时向有经验的老教师请益。李震远先生，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之一。
听说，李先生出身鲁西南巨富之家，先世以盐商为业，富甲一方。到得先生，却无意经营，偏好学问。同时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极度不满，乃出走到北京中国大学就读。后来还有什么经历，晚学则未能详知。50年代，先生在菏泽一中执教，成绩特出。那时的菏泽一中，乃是山东一省中学教育的翘楚。其前身据说就是旧中国的山东第六中学。那时的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氏，闻即与该校渊源深厚。从六中毕业的学生，不少是经北京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海归”以后，声名显赫，在各界均有长足发展。故当时曾有“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民谣广为流传。李先生即在此种背景下有所建树，而被从中学“上调”到师专任教的。
笔者曾经从李先生听课学习多次，每次均有收获。印象最深者，则是他讲解《战国策·赵策·触讋说赵太后》中“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关于“老妇”，先生操用浓重的鲁西南乡音解释：“那个老嬷嬷，说她要吐你一脸唾沫了！”古语而用现代的话语“链接”，自然惹得堂下笑声一片，故至今不忘也。当今名噪一时的易中天教授，说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卡拉OK”，幕僚们在中军大帐里关心股票行情，是否与李先生的路径有谋而合，还是英雄所见略同，未能考证，不敢妄言。
“文革”结束后，职称评定成为所有高校的头等大事，老朋友为此反目成仇，好端端的一个单位被搅得乌烟瘴气……，种种弊端，不一而足。该项“举措”的弊端，泰安师专何能例外？李震远先生又何能幸免？于是，由于没有所谓足够的“科研成果”，多年执教成绩不菲的李先生就只能带着“讲师”的头衔退出教师生涯了！退休那天，正值中文系全体会议。在有关领导宣布李先生退休决定后，先生不紧不慢，说道：“我教了四五十年的书。凡是好人，都说我教得好；凡是说我教得好的，都是好人！”“两个凡是”说罢，口吟五绝一首，其末两句为“教书四十年，白头一讲师”，随即拂袖飘然而去矣。
郑新亭“没脸见人”
50年代的潍坊一中，确乎是鲁中一带闻名遐迩的教育重镇之一。笔者1953年考进这值得怀念的母校时，一中还在潍坊城里的“文庙”旧址。在几进琉璃瓦的大殿之间，有一株高入云端（在笔者那时看来）的参天古槐，枝桠上悬垂大钟，上课下课，均以它的号令为准。还有一树吊绳，可供攀援，甚至作为荡来荡去的“秋千”，既锻炼膂力，又增强胆识，颇受笔者这样爱玩的学子青睐。校园的西头，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色儿玻璃门窗，透明瓦亮，就是校长室。那时的潍坊，解放不久，还称为“潍坊特别市”，潍坊一中的校长大概级别当然也也不低。课间，偶见校长黄道源先生，从校长室缓缓踱出，一身笔挺的黄呢军装，一副久经战场硝烟的紫棠色面容，于是众多学子的崇拜之心，油然生起。学兄们说腰间还挂着真正的手枪，可惜我没有亲见——从校长的级别，当然可以了解上级的重视，其师资队伍的配备，也就非同凡响了。
学生崇拜老师，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位刚从山东师院毕业的物理先生，又兼任学校的团委书记，好像是许多学生的“偶像”。但男生崇拜的，主要是他在篮球场上不时可以看见的矫健的身影。女生崇拜的，好像是那一身雪白的衣服：白衬衣，白西裤，白球鞋，甚至连袜子都是白的！但对于郑新亭先生的崇拜，则几乎是“万众一心”。据说郑师好酒，年轻时醉酒以后打拳，竟然一拳打在玻璃窗上，于是右手的神经做了牺牲，四个手指再难弯曲了。而这恰好成为郑先生的特长——他是化学先生，从此就把右手的拇指和四个僵直的手指恰好作为各种试管的夹架！他可以一手夹两个甚至三个试管，不必使用通常必须的试管夹而直接把浓酸或浓碱的汁液倒得一滴不洒——一只残废的手，得心应手地化做最好用的工具，在一级又一级的化学课上演示，从不失手！先生上课，几乎从无教案，因为中学化学的所有内容，无不烂熟于心，理论课与试验课，均如数家珍，从无错讹。郑师的“绝活”，在于高考试卷的事前“押题”的惊人准确：每年一般押中五题之三，甚至之四。倘或只押中二题，便谓之“失手”。
有一年暑假，诸生返校访师。偶见郑师酒气扑鼻，面色赤红，步履踉跄，手执芭蕉，半遮面容。诸生问何以为此？师答曰：“今年只猜中一道题，没脸见人了！”
教授贬值新解
笔者听老一代教授说过，他们当年的待遇，相当于正厅级。鄙人也混进教授队伍中后，这待遇就已经下滑一格：我们分房，与副厅级是一个级别。今年工资调整，已经下于副厅，而成为正局矣。有消息灵通人士说，下一步工资改革，正副教授与正副处级同列。如果此说成立，那末，不几年里，教授是一连贬值四级，速度可谓迅捷。倘若其他改革，也按照这样的速度进展，我们的情形，当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听说有的本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工作多年而升迁无望买房更加无望的年轻博士，痛下决心，要经过三年艰苦努力，一定设法打进行政系列好歹弄个副科长当当——是否属实，有待考察——但笔者相信是完全有可能的。从教授的高速度大幅度贬值，到公务员考试的持续快速升温，给人们提供的信息，是大体一致的。年轻博士们择善而从，正是“人往高处走”的社会定律的反映，是“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的体现，切没大惊小怪也。
对于教授贬值的原因，有一种解释，说是因为年来教授评得太滥，真教授、假教授分不清爽，索性一锅煮之，全体贬之四级，此说貌似有理。因为年来所评教授，确乎混进不少“东郭”。以教授为“保险箱”，一为教授，从此告别教学科研者有之。以教授为“升天梯”，一为教授，大升其官大发其财者有之……。或人曰：为什么不加甄别，分别真伪，区别对待？笔者以为，这才是没分晓汉的糊涂论调！须知，越是并非凭借学术而以其他法门骗得教授头衔者，胡搅蛮缠的本领就越是了得。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有谁愿意被搅得寝食难安？与其费心费力去甄别而遭到诸多“牛二”的纠缠，不如索性把“孩子”和“洗澡水”一拨了帐——既可节省一笔财政开支，又能省却甄别区分的麻烦与辛劳，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至于各级领导中有无尸位素餐之流，为什么无人加以甄别，而其待遇却一律急剧飚升，那属于另外的话题，非本文所宜讨论，亦非浅学所宜问津也。
其实，对于教授评定一事的前景，早有高人预料。1978年，“文革”以后全国第一次鲁迅研究学术会议在黄山召开。笔者有幸与范伯群等著名学者同住在一个套间。晚间闲话，我们几个小辈在对职称评定的前景妄加臆测。忽然见范先生从里间踱出，一手举在胸前，食指与拇指作捻动状，一面说：“将来评教授，要发票子的啦——就象生娃娃要凭娃娃票一样的啦！”小辈顿时哄堂。1981年，山东鲁迅研究会在青岛集会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会间散步，与先师薛绥之先生同行。不知话题是如何牵扯到职称评定，薛师苦笑一声：“将来呵，准是‘六亿神州皆舜尧’！”
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