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

　　大概是1933年的夏天，青岛大学中文系的讲师沈从文陪同未婚妻张兆和到名闻遐迩的崂山游览。行至风光如画的北九水，忽见一位窈窕少女，一身素裹，哀哀戚戚，行走在送葬的行列中，与四近的山光水色恰到好处地匹配成一幅绝妙的图景。在心有所动以后，他便对身旁的新妇说，要用这村姑为原型写一篇小说出来。果然，不久，一篇以一位天真未凿的少女为主角的中篇小说就问世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就是给沈从文带来巨大声誉的著名的《边城》，也是沈从文田园牧歌情调最显著最充分的表征。

　　在沈从文笔下，《边城》的子民，不分老幼，无论贫富，一律保持着忠厚善良、诚挚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们无非都是平凡的男女，却都渗透着作家的人格理想：老船夫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重义轻利，一副古道热肠。船总顺顺，虽是当地富户，却并不像黄世仁、南霸天一样鱼肉乡里、霸道横行，倒是慷慨豪爽、敬老恤贫，两个儿子也在调教下出落得英武俊爽，知情晓义。酒家屠户，都讲究君子风度。往来渡客，无不乐善好施。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城市里的绅士还更可信任。女主人公翠翠，既是这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的淳朴风气中长养的女儿，又得山川灵气，秀外慧中，所以分外绰约动人。她自幼失去父母，与外公摆渡为业，相依为命。劳动从来不是她的负累，而是欢乐与责任的交融。爷爷倒下去了，心上人又远走他乡，她谢绝了船总好心的邀约，一个人迎着风雨，守着孤独，继续摆渡，在无望中等待，在等待中坚持。她的生命的意义，青春的光华，闪现在对人生价值的义无返顾的坚持，更在对爱情理想的探寻和执着中显得分外明媚鲜艳，楚楚动人。于是，一位东方少女的神韵，顿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流光溢彩，神采飞动起来。

　　《边城》的语体，平淡中不乏绚烂，朴拙而又清新跳脱。小说的结构，完全摒弃了悬念照应、时空倒错之类小说家的机心匠意，纯然以一组组流动的诗画相衔接，以意境的组合与转换、化出与化入来完成。小说和诗的严格畛域淡化了，文学与艺术的分界也模糊了，似乎是一轴舒卷自如的水墨淡彩，又似乎是一曲飘忽不定、轻盈袅娜的古典乐章。深深地撼动人们心灵的，是由人物、风景、民俗、故事等和谐地整体地交融而成的人格魅力，一种审美的境界，即通常所谓的“《边城》风韵”，或者说是沈从文的牧歌情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谱写这样一曲现代的田园牧歌时，沈从文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现代”两字已经君临于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农村宗法社会所保留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要丧失殆尽，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所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他在《边城》中着力讴歌的东方人格理想，既是对渐渐失去的美的袅袅挽歌，是对现实庸俗丑陋的隐隐义愤，更是重建未来人格理想、道德情操的蓝图。从民族传统的“古井”里汲取新鲜的活水以重建理想境界的努力，无疑是值得嘉许的；但把这种艰难复杂的重建事业仅仅寄托在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宗法式、封闭型的道德型范，也容易使这类理想建构在历史长河中失去更为重要的基点和更为动人的审美意蕴。

　　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颇为遥远甚至是渺茫的境界；但或许更是激励着一切有作为的文学家、艺术家为之献身的一种极其辉煌的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