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家族”。其卷帙之浩瀚，情况之复杂，都是令人惊叹的，因此，它对从事实证研究的学人的史德、史识与史才，都构成了相当严峻的考验。而且越是深入进去，就往往越是感到责任重大，难关重重！同时，这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如何从浩瀚的史海中钩沉辑轶，如何从表象底下发现潜隐的本真……，每一点微末的发现，都闪烁着学术的诱人魅力。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庞大的研究对象，如何像“解牛”的“庖丁”一样选取科学的切入门径，“奏刀騞然”，游刃有余，却往往是研究者可遇难求的理想境界。笔者不才，愿以文学期刊的“系列性”研究为开路的试探，成败得失，希望都能够成为后来的健者阔步前进的路标。

系列性特征，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长期考察得出的重要印象之一。组合为系列的期刊，有的以社团流派为旗帜，如文学研究会系列，创造社系列，新月派系列，七月派系列，京派系列，海派系列，左联系列，文协系列……；有的以文化时空为范围，如30年代系列，40年代系列，“孤岛”系列，沦陷区系列，大后方系列，根据地解放区系列……；有的以出版集团为支撑，如商务印书馆系列，中华书局系列，泰东图书局系列，北新书局系列，开明书店系列，生活书店系列……；有的按照不同的文体形成相异的归属，如小说系列，散文系列，诗歌系列，戏剧系列、译文系列……；有的则由著名的编辑家领起，如胡适系列，鲁迅系列，茅盾系列，郑振铎系列，叶圣陶系列，胡风系列，施蛰存系列，周瘦鹃系列，张恨水系列，包天笑系列……。正是系列性文学期刊与非系列性文学期刊不同形态的错综交叉，构建起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有如热带雨林般的繁茂芜杂的庞大体系，体现着也带动着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传播学的历史进程。但是，能够组合为系列的文学期刊，必然有着某种共同性或连续性，由此，也就形成比较巨大的影响，其首先引起研究的关注，是非常自然的。对文学期刊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生态环境的综合考察，则是这一研究的中心任务。

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文学期刊，在学术界已有定论，基本情况如下：

1、1918·1·15，《新青年》月刊从第4卷第1号起改组，实行编辑集议制，鲁迅参加编辑会议；从1919·1·15第6卷起，该刊改行轮流主编制，由陈独秀等轮流编辑，鲁迅不再介入编辑事务。

2、1924·11·17，鲁迅在北京参与创办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的“语丝社”刊物《语丝》周刊，为该刊16位撰稿人之一；1927·12·17，鲁迅接编迁至上海的《语丝》，从第4卷第1期编至1928·12·31第4卷第51期，1929年第5卷起由柔石接编。

3、1925·4·24，鲁迅在北京创办《莽原》周刊，附《京报》发行，1925·11·27出至第32期停刊；1926·1·10《莽原》复刊，改出半月刊，卷期另起，未名社出版，鲁迅编辑；1926·8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该刊由韦素园接编。

4、1926·12·20前后，鲁迅在厦门指导厦门大学学生创办《波艇》月刊，1927·1·16出至第2期停刊。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我却依然去打杂。”（1）“学生方面，对我仍然很好；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已为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2）“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或则象狂飙社嘴脸，大言无实。”（3）

5、1928·1·10，《未名》半月刊创刊于北京，未名社编辑，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30·4·30出至第2卷第9—12期合刊号终刊，共出两卷，凡24期。未名社1925年夏成立于北京，由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组成。1926·11·21，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道：“如出期刊，当名《未名》，系另出，而非《莽原》改名。但稿子是一问题，当有在京之新进作者作中坚，否则靠不住。”《未名》停刊后，还在1929·7·8致李霁野信中说：“《未名》忽停，似可惜，倘能销至一千以上，似以不停为宜，但内容应较生动才好。……倘由我在沪编印，转为攻击态度（对于文艺界），不知在京诸友，以为妥当否？因为文坛大须一扫，但多造敌人，则亦势所必至。”

6、1928·6·20，鲁迅在上海与郁达夫合作创办并主编《奔流》月刊，上海北新书局发行。鲁迅设计封面并题写刊名。1929·12·20出至第2卷第5期终刊，共出15期。郁达夫回忆说：“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效的劳。”（4）

7、1928·12·6，鲁迅与柔石在上海创办《朝花周刊》，1929·5·16出至第20期终刊。朝花社刊物。

8、1929·6·1，鲁迅与柔石在上海创办《朝花旬刊》，1929·9·21出至第12期终刊。朝花社刊物。

9、1930·1·1，鲁迅在上海创办《萌芽月刊》，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魏金枝助编。从1930·3·1第1卷第3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1930·5·1出至第1卷第5期被禁停刊，1930·6·1改名《新地》月刊出版，又被禁，遂终刊。

10、1930·2·15（实际出版日期约为1930·4——5），鲁迅在上海创办《文艺研究》季刊，鲁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文艺研究〉例言》，文艺研究社出版，大江书铺发行，仅出1期。

11、1930·4·11，左联机关刊物（李一氓在《记〈巴尔底山〉》[载《人民日报》1980·5·28]中否认此说；冯雪峰认为应“算作‘文总’办的刊物”，参见1979·8《新文学史料》第4辑）之一《巴尔底山》旬刊在上海出版，巴尔底山社出版，鲁迅主编并选定刊名、题写刊头（李一氓称“由我负责编成”，见李一氓《记〈巴尔底山〉》），第4期起改由朱镜我、李一氓等编辑，1930·5·21出至第1卷第5期被禁停刊。第2、3期为合刊，实际出版4期。

12、1930·5·1，《文艺讲座》、《拓荒者》、《萌芽月刊》、《现代小说》、《新文艺》、《社会科学讲座》、《新思潮》、《环球旬刊》、《巴尔底山》、《南国月刊》、《艺术月刊》、《大众文艺》、《新妇女杂志》等13种杂志，联合出版发行《五一特刊》，仅出1期。其中有鲁迅编辑的期刊，具体情况，如上所述。

13、1930·9·10，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世界文化》月刊创刊于上海，编辑、出版、发行，均署世界文化月刊社，仅出1期即被禁停刊。鲁迅参与该刊的筹办和编辑事务，1930·3·17鲁迅日记记有“午后议泰东书局托办杂志事，定名曰《世界文化》”。

14、1931·4·25（4·20编就，实际出版于1931年夏），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前哨》月刊创刊于上海，鲁迅、冯雪峰编辑，秘密发行，第2期改出《文学导报》半月刊，冯雪峰、楼适夷编辑，1931·11·15出至第1卷第8期终刊。

15、1931·12·11，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十字街头》半月刊创刊于上海，鲁迅主编，冯雪峰助编，鲁迅题写刊头，1932·1·5第3期改为旬刊，出版后即被禁停刊，共出3期。

16、1933·7·1，《文学》月刊创刊于上海，文学社编辑，生活书店出版，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组成编委会。1933·7·29鲁迅写《给文学社信》，退出该社。

17、1934·9·20，《太白》半月刊创刊于上海，陈望道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编委会成员有艾寒松、傅东华、郑振铎、朱自清、黎烈文、曹聚仁、徐懋庸、郁达夫、叶绍钧等，鲁迅参与了该刊的筹备。1934·8·5，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即茅盾——引者注）同去，同席八人。”9·4，又记曰：“……晚望道招饮于东亚酒店，与保宗同往，同席十一人。”1934·9·10，鲁迅在致郁达夫信中说：“生活书店要出一种半月刊，大抵刊载小品，曾请客数次，当时定名《太白》，并推定编辑委员十一人，先生亦其一。时先生适在青岛，无法寄信，大家即托我见面时转达。今已秋凉，未能觌面，想必已径返杭州，故特驰书奉闻，诸希照察为幸。”

18、1934·9·16，《译文》月刊创刊于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鲁迅、茅盾、黎烈文创办，鲁迅主编，第3期后黄源接编，1935·9·16出至第2卷第6期停刊，1936·3·16复刊，卷期号另起，1937·6·16出至新3卷第4期终刊。共出5卷28期。

19、1936·1·20，鲁迅与黎烈文、聂绀弩等创办的《海燕》月刊创刊于上海，第1期署“史青文”编辑，第2期改署“耳耶”编辑，实际编辑是聂绀弩、胡风、吴奚如、萧军等，鲁迅题写刊名，海燕文艺社出版，群众杂志公司总代售。1936·2·20出至第2期停刊。鲁迅在1936·2·29致杨霁云信中说：“《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现在以‘共’字罪被禁，续刊与否未可知，……此次所禁者计二十余种，稍有生气之刊物，一网打尽矣。”

 

    鲁迅系列文学期刊的若干特征，张铁荣先生在《鲁迅的编辑学阐释》（为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1出版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撰写，后收入张铁荣著《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版）一文指出：鲁迅的编辑思想，有力排旧物，催促新生，注重译介，吸纳新潮，培育鲜花，甘做腐草，严肃认真，鞠躬尽瘁等特征；其编辑精神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平等、和谐的读者、作者关系，无私奉献的职业道德等特征；其编辑风格有个性化，多样化，艺术化等特征，都是恳切详实，言之有据的。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略加补充。

1、独特的办刊方针

（1）、鲁迅系列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具有鲜明的时间阶段性。

从1918·1介入《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到1929·12《奔流》停刊，主要

为文学——文化型刊物；从1930·1·1《萌芽月刊》创刊到1932·1《十字街头》停刊，主要为政治——文化型刊物；此后，以《文学》、《译文》为代表，又复归为文学——文化型刊物：于是，鲁迅系列文学期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螺旋形发展格局，体现出文学兴趣与政治需要的自觉交错，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演变，完全保持同步的态势。

首先，是国民党当局对左联刊物的查禁、扼杀日益严重，《十字街头》、《巴尔底山》、《文艺研究》、《前哨（文学导报）》、《拓荒者》、《萌芽（新地）》等左联机关刊物以及《大众文艺》等左联外围刊物陆续被禁停刊，政治色彩过于鲜明的期刊，已经无法公开发行，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身历其境的茅盾，事后回忆说：“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0、三一年更是猖獗了。”（5）同时，左联的领导核心，对于当下的形势及对策，也有新的分析与变换。据茅盾回忆：“五月（按指1931年5月，下同）下旬，冯雪峰来看我，要我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我担任行政书记不久，瞿秋白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十一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0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驳，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活动。决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创作问题、理论斗争与批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一反过去忽视创作的倾向，强调了创作问题的重要性，就题材、方法、形式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看来，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如在形势分析中提出特别要反右倾以及组织上的关门主义），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认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将，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必须补充一句，推动一九三一年‘左联’工作的转变的，还有‘左联’成员中的一批坚决信任和支持鲁迅和秋白的同志，这些同志中间就有冯雪峰、夏衍和丁玲。”（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的《北斗》，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郁达夫、方光焘、张天翼、戴望舒、袁殊、穆木天、叶圣陶、建南、鲁迅、寒生、杨骚、徐调孚、胡愈之、周予同、郑伯奇、邵洵美、华蒂、茅盾、陈衡哲、陶晶孙、蓬子、沈起予、丁玲等，有关征文发表在该刊第2卷第1期“特大号”，1932·1·20出版），昭示了“左联”文学期刊由政治中心向文学中心的正式复归。作为“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左联’的主将”，鲁迅当然是自觉地在期刊编辑中体现、贯彻着这种编辑方针的“转变”，所以，1932·1《十字街头》被禁停刊后，他就与这类政治色彩十分浓重的期刊编辑事业正式告别。

（2）、鲁迅系列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还具有文体选择的自觉性、一贯性。上文开列19种鲁迅系列文学期刊中，除《波艇》系指导厦门大学学生创办、

鲁迅并未直接介入编辑外，其他18种，大都是倡导杂文或强调翻译的专业刊物。《新青年》固然有不少小说、诗歌、剧作，但最引人注目的文体，还是“随感录”专栏的创辟，是以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为宗旨的杂文。“鲁迅式杂文”作为现代文学文体之一，正是在这里起步，在这里发展，在这里成熟。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发展，与《新青年》的历史使命及编辑方针的关联，是如此密切，如此明显，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语丝》和《莽原》，都是以杂文为“主打”文体的刊物。发表于《语丝》创刊号上的《〈语丝〉发刊词》（周作人执笔），开宗明义就规定了该刊的文体特征：“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的重要论文。”后来刊物的用稿，也一直执行着这样的编辑方针，于是倡导杂文就成为该刊在文学史上最突出的业绩，该刊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体史上第一个杂文专业期刊。鲁迅接编《语丝》以后，一直大力倡导杂文；但当事与愿违，回天无力时，他便决绝地抽身他去，并无顾惜。《我和〈语丝〉的始终》清清楚楚地交代了这一过程：“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 至于《莽原》，编刊的初衷，就在于提倡“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而这种批评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杂文。鲁迅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7）。在编辑过程中，鲁迅最头疼的就是来稿小说、诗歌太多而杂文偏少。他屡屡向通信不久但相知较深的学生诉苦：“投稿的人……里面，做小说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8）“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9）“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我虽然被称为‘编辑先生’，非常骄气，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却很感痛苦，因为这就像先前学校中的星期考试。你如有议论，敢乞源源寄来，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10）“《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现在则并小说也少，大约大家专心爱国，要‘到民间去’，所以不做文章了。”（11）当许广平回信询问自己的作品能够不断发表于《莽原》的原因时，鲁迅答道：“至于大作之所以常被登载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饥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岂‘骗小孩’云乎哉！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比较的易于登出，此则颇有‘骗小孩’之嫌疑者也。”（12）从最初1925年4月22日夜驰函谈及《莽原》的文体特点及编辑主张，到7月9日诉说自己编辑《莽原》颇有稿荒（是杂文稿荒，而非其他文体！）之苦，大约经过了两个半月左右时间，他们对话的口吻，已经有如许的变化。也许可以说，对《莽原》杂文文体的共同关注，竟是感情演进的桥梁，当然也是事业发展的见证了。以此为开端，鲁迅十几年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从他主编和指导的期刊，到《涛声》、《现代》、《论语》、《新语林》、《芒种》、《夜莺》、《中流》、《作家》等擅长发布杂文的文学期刊，从《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每周文学》、《中华日报·动向》等重要报纸副刊，到《国际文学》、《新群众》、《中国呼声》、《改造》、《文艺》、《朝日新闻》、《真理报》等有相当国际知名度的英文、日文、俄文刊物，无不是以杂文作为密切联系的纽带，以杂文形成互相沟通对话的桥梁——刊物以鲁迅的杂文为号召读者、扩大销路、提升品位、造就声势的重要依托，鲁迅则通过不同色彩、不同面目的报刊，编织起生机勃勃的发表言议的网络型阵地，面向各种类型的读者，对付当局形形色色的审查与扼杀，从上海一地到全国各埠，从国内到国际，从中文到外文，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体史、媒体史上的蔚然大观——杂文传统，与周作人所领起的美文传统，双峰并峙，互补共生，建构起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宏伟景观，既完成了作为时代喉舌的重要历史使命，又垂范后世，提供了模仿效法的范本和值得不断总结的宝贵经验。

（3）、重视翻译，倡导翻译，是鲁迅文学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更是他办刊方针的显著特征。

本来他在日本弃医从文时的初衷，就不在创作，而在翻译。正如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所回忆的：“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而鲁迅通过编辑期刊倡导翻译的宏伟事业的起点，当然也应该追溯到日本时代胎死腹中的《新生》杂志。后来，他投寄《新青年》、《语丝》的稿件，除小说、杂文外，也以翻译居多。当初他在“金心异”鼓动下开始在《新青年》上“呐喊”，也并非首选小说，只因为缺乏可供选择的翻译的底本，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才由《狂人日记》而一发不可收，成为五四时代最享盛名的小说家。其实，鲁迅写小说，始于1911年的《怀旧》，晚于翻译，终于1935·12的《采薇》、《出关》、《起死》，又早于翻译，且中间几年未作，未若翻译之贯彻始终，从未间断。至于他所涉足的文学期刊，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语丝》、《莽原》、《太白》、《海燕》及左联所属诸种刊物，属于杂文为主的专业期刊；二是《未名》、《奔流》、《朝花》、《译文》等等，似应属于翻译为主的专业期刊。如果以鲁迅的情感投入为衡量的标尺，尝试对这两类刊物作一番比较，也许还是后一种更直接地反映着鲁迅的意志，更具体地寄托着鲁迅的情怀，更浓郁地渗透着鲁迅的某些仅仅属于个人的爱好与志趣。

首先，翻译为主专业期刊的创办与编辑，更多地渗透着鲁迅的审美情趣。

他回忆与柔石的交往时说过：“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住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来往了许多日，谈得投机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选》，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13）“扶植”“刚健质朴”的具有“力之美”（14）的文艺“这条线”，是鲁迅从《摩罗诗力说》时代就已经确立的美学观念与审美情趣：在文学，他推崇的是东欧与北欧的小说与诗歌，在美术，他欣赏的是“放笔直干”的图画，在中国，是陶元庆式的“大红袍”，在外国，是凯绥·珂勒惠支式的“牺牲”……。举凡他亲自编辑的刊物，总是文图并茂，而所用插图或画页，又总是以国外居多，其中木刻又是大宗。在鲁迅，这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艺术追求。当《译文》创刊时，他就在《前记》中宣告：“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复制的图画总比复制的文字多保留一点原味。”他亲手编定的该刊前3期，这特点非常明显：第1期安排插图10幅，有作家如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的像，有木刻及钢笔画，更有创作的木刻画如“喷泉”、“供养”、“诉苦”；第2期有16幅插图，除萧伯讷、纪德、萨尔蒂珂夫之像外，还有散文诗的插画，有漫画，有木刻，有作家签名笔迹；第3期的插图分量与前两期大体相当，品种则增加了铜刻，人物则改换为高尔基、左勤克、奈克拉索夫、贝塞尔等。这3期《译文》插图的画家，涉及苏、俄、法、德、英、日、西班牙诸国。《译文》创办的初衷，似乎就是想在普遍的衰颓破败的氛围中办出品位，办出质量，办出水平，当然，也是要办出一份心情。正如和鲁迅一起创办《译文》的茅盾在1934年3、4月间给黄源的信中所指出，《译文》“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所以该刊的印刷纸张是力求精良，译文亦比较严格。”（15）毋宁说，这倒是一个颇具“贵族”气息的刊物，与鲁迅几乎同时进行的汇印《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陈老莲《博古叶子》的意思，颇为相近，与鲁迅个人化的艺术爱好，有息息相通之妙。

同时，翻译为主专业期刊的创办与编辑，更多地浸透着鲁迅的心血，凝聚着鲁迅的关注。

他曾为《奔流》设计封面，题写刊头，拟定发刊凡例，仔细编校译稿，几乎每期都为之撰写“编校后记”。他还为《译文》精心选择插图，精心设计版式，精心校对译稿，亲自撰写创刊号《前记》、《终刊号前记》、《复刊词》，亲自与出版商签定合同，连印刷用纸，插图署名……，他都一一操劳，决不稍有轻率马虎。从《译文》创刊的1934年9月到1936年10月逝世，他仅在通信中直接提及《译文》者，至少有68封之多。最令人感叹唏嘘的是，1936年10月18日，已经是大病袭来，力竭体衰，还勉力让广平夫人取过报纸和眼镜，直到看清楚《译文》广告的目录！魂牵梦系，念念不已，让他在弥留之际依然牵肠挂肚的还是这份《译文》！（16）

另外，翻译为主专业期刊的创办与编辑，也更为充分地体现着鲁迅独特的处

世之道和交友之道，是他和心犀相通的文坛巨子合作、对话的平台，更是他培育、奖掖有出息有作为的文学青年的温床。

2、独特的编辑立场

鲁迅没有系统的关于编辑学的著作或文章，看不出他有逻辑严密、体系整饬的编辑学理论；但如果通读鲁迅有关期刊编辑的文章、书信、日记，就不难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他在编辑这一岗位上，时时要处理的，主要有四种关系，即与读者，与作者，与出版商，与政府当局——换言之，也就是在处理这四种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中，他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编辑立场。他认为，刊物的编辑，必定有自己的立场，“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25)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鲁迅的编辑立场，我以为似乎没有比“独裁”更确切的了。1934·8·13，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明确提出“编辑要独裁”的主张，这里的“独裁”，至少具有五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要么不编，要编则必须贯彻自己的主张。

正如鲁迅的文章大多是“挤”出来的一样，他的编辑事业，也大多并非自觉自愿从事的。他经过深入的观察、体验，深知编辑之难，从不轻易承担刊物编辑工作：“我意刊物不宜办。一是稿件，大约开初是不困难的，但后必渐少，投稿又常常不能用，其时编辑者就如推重车上峻坂，前进难，放手亦难，昔者屡受此苦，今已悟澈而决不作此事矣……”（26）“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亦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版，读者的脸色了。脸色世界。”（27）这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当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屡屡介入编辑行列时，出于独特的文艺观、社会观，他总是不愿编办纯文学刊物，也不赞成他的青年朋友编办纯文学刊物。正如上文所开列，凡鲁迅参与编辑的期刊，大多是综合性期刊或以杂文为主、以翻译为主的专业期刊，极少有以发表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为主的纯文学刊物。1933·5·26，他在答复左联成员冯润璋（笔名周茨石，《洪荒》月刊编者）的信中强调了这一立场：“但我的意见，以为（1）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以一种诚实的材料”——笔者揣测，这一方面大概是因为鲁迅可能认为中国当时的小说、诗歌作者，大抵比较幼稚，其作品内容偏于空泛，死呀血呀与花呀爱呀一样的无聊，与其助长这类无病呻吟的“文学”，还不如翻译些外国的优秀作品，既作为艺术的借镜，又开阔些人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一直把期刊编辑作为鼓动中国思想革命的重要利器，当然也就特别重视以“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为宗旨的杂文期刊。这意见，早在1925·3，他就在与徐炳昶的通信中系统阐述过：“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28）类似的关于期刊风格实即编辑立场的主张，即使到他的晚年，也并未更改。

其二，尊重读者，而决不俯就读者。

作为期刊编辑的鲁迅，与读者一向保持着平等、和谐的关系，因为他创办刊物的宗旨，首先就在于有益于读者。他认为：“办小刊物，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29），这才能于读者有益。“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气，故脾气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贪滑，认真编辑，必苦于应付，……”（30）但鲁迅对于来自读者的意见，又是有分析、有区别的，他并不对所有来自读者的意见统统认可。例如，鲁迅在写于1928·10·26的《〈奔流〉编校后记（五）》中，对于某些远于事理的批评，就曾风趣地有所辩白：“近来时或收到并不连接的期刊之类，其中往往有关于我个人或和我有关的刊物的文章，但说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见两次。一、是说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所以不行。这是真的。《奔流》决定底地没有这力量，会每月选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义的文章，汇成一本，或者满印出有世界的意义的作品来。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又其一，是说《奔流》的‘执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选稿也许是极严吧？而于著，译，也分得极为明白，不仅在《奔流》中目录，公布着作译等字样，既是在《北新》，《语丝》……以及一切旁的广告上，也是如此。’……其实，《奔流》之在目录及一切广告上声明译作，倒是小心之过，因为恐怕爱读创作而买时未暇细看内容的读者，化了冤钱，价又不便宜，便定下这一种办法，竟不料又弄坏了。……顺便还要说几句别的话。诸位投稿者往往一时不得回信，给我指示，说编辑者应负怎样的责任。那固然是的。不过所谓奔流社的‘执事者’，其实并无和这一种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搜材料，寻图画，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托北新书局代办。而那边人手又少，十来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邮局的罢工积压，所以催促和训斥的信，好几封是和稿件同时到的。无可补救。各种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为忙，未能壹壹答复，这并非自恃被封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时光有限，又须谋生，若要周到，便没了性命，也编不成《奔流》了。这些事，倘肯见谅，是颇望见谅的。”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待读者这类关乎刊物销路也即刊物生路的问题上，鲁迅也依然是保持着自我的个性，原情度理，决不俯就。其实，在读者的要求和刊物的品格之间，在那时候，一直是有尖锐的矛盾的。倘若迎合一班低级趣味读者的需求，就完全可能与民国旧派期刊沆瀣一气，也就取消了鲁迅系列文学期刊立足历史长河的理由。在他，是宁可关门停刊，也决不屈就迎合，这是鲁迅的个性，也是鲁迅系列文学期刊的个性。

其三，团结作者，而不迁就作者。

对于刊物的作者，鲁迅同样是有分析、有区别的。对于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他往往奖掖有加，循循善诱，即使稿件比较幼稚粗糙，只要倾向与基础尚好，他一定不厌其烦地帮助修改，鼓励续做。对许广平的劝诱鼓励，已见上文，对于孙用，对于徐诗荃，他都曾倾注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因为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实，就不再赘述。对于郁达夫这样的文朋诗友，他的“拉稿”乃至“催逼”，又是另一种方式，一如上述。刘半农与江绍原，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俱为《语丝》的主要作者，刘半农还是鲁迅从《新青年》时代就并肩作战的朋友。但对他们的投寄或介绍的有问题的稿件，鲁迅要么给予“极平和的纠正”，要么“不给编入”（参见《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由此开罪于老友也在所不惜。对于某些心怀叵测的投稿者，他就没有那么客气。在1934年大众语讨论中，他对某些投稿者，就毫不客气地蔑称为“简直是狗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31）的阴险目的。当时有些刊物为了招徕，往往聘请一些有名无实的“太上作者”，“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特约撰述”（32）。他不做这种“太上作者”，也反对这种名不副实的不良习气。换言之，也即要求一切以刊物的宗旨和稿件的质量为准绳，拒绝关系稿、人情稿、名人稿……。

其四，注重与书店即出版商的合作，而决不忍气吞声无原则地接受他们的辖制。

鲁迅与出版商的关系，好像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新青年》时代，他只是编委会的成员，无须乎直接与出版商打交道。到上海接编《语丝》后，才开始正式为期刊编辑而与形形色色的书局折冲樽俎。其中，与他关系较深的主要有北新书局、生活书店——前者是《语丝》、《奔流》的出版商，后者为《文学》、《译文》的出版商。“《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定是这样的：我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待到今年夏季，才知道他们并不实行，我就辞去编辑的责任。中间经人排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来我处，由我寄出，这才动手编辑付印，（33）。当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再食言致使作为编辑的鲁迅非常难堪时，他只好发出“最后通牒”：“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34）态度决绝，斩钉截铁。在《文学》时代，他是编委会成员，与出版商少有直接冲突。《译文》时代，因为他自行编辑，冲撞就在所难免。1934年12月，他已开始向友人诉苦：“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他们的算盘之紧而凶，真是出人意外。《译文》已出三期，而一切规约，如稿费之类，尚未商妥。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尚无结果。”（35）中间经过茅盾调解，关系有所缓和；1935·10，又突然紧张起来，以至无法挽回：“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理，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只因未有定局，所以没有写信通知，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恋，如自己来印终刊号之类，这一点力量，还是用到丛书上去罢。”（36）后来《译文》谋求复刊，黄源建议由黎明书局出版，鲁迅因为该局曾出版希特勒《我的奋斗》等书而坚决反对，认为如果《译文》与这等书籍“彼此同器，真太不伦不类，倘每期登载彼局书籍广告，更足令人吃惊。因思《译文》与其污辱而复生，不如先前的光明而死。个人的意见，觉得此路是不通的，（37）。宁折不弯，可为玉碎而不为瓦全，正是鲁迅个性中最鲜明最突出最宝贵的特征。他曾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精当地分析过书店的方针与弊端：“书店股东若是商人，其弊在胡涂，若是知识者，又苦于太精明，这两者都与进行有损。我看开明书店即太精明的标本，也许可以保守，但很难有大发展；生活书店目下还至此，不过将来是难说的，这时候，他们的译作者，就止好用雇员。至于不登广告，大约是爱惜纸张之故，纸张现在确也值钱，但他们没有悟到白纸买卖，乃是纸店，倘是书店，有时是只能牺牲点纸张的。”（38）对于曾是作家的出版商，他格外不放心：“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版，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39）开明书店他认为“刻薄”（40），黎明书局他不屑与之合作，看起来他好像洞察秋毫，什么也瞒不了他，其实是在与出版商打交道的过程中，败绩屡屡——他吃过神州国光社的亏，上过光华书局的当，连他用多年心血大力扶植的北新书局，也常年拖欠他的巨额稿酬最后只好法律解决。如果从合作的时间长短、合作的受益情况等指标衡量，鲁迅与书商合作的成功率实在不高，他有时也自我反省：“……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41）但终于是山河易改本性难移，吃亏上当以后，又开始了新一轮合作，当然又孕育着新的上当吃亏。这一面是因为那时的出版商普遍如此，可以信赖的出版伙伴实在是可遇难求；另外，鲁迅的痴心不改，也是为了有益于读者以及培养有为的青年：“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42）不难看出，不同的书店老板一再邀请鲁迅为他们编辑期刊，看重的是鲁迅及其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的巨大号召力，是一种对利和名的追逐；鲁迅在编辑同人刊物之外，有时还有限度地倚重出版商人，是想借助他们的刊物，发表正义的言说，抒写自我的情志。名利与情志的对接，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而错位，则是必然的、长久的。

其五，对于政府的禁删、扼杀政策，决不妥协，决不屈服，一息尚存，反抗到底。

鲁迅与政府在刊物编辑领域里的正面抗争，大约始于他到上海以后，具体标志可能就是《语丝》的被扣及反拨，《扣丝杂感》，就是他第一次正面揭露政府文化虐杀政策的重要文本。此后，随着政治、文化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残酷，鲁迅的反抗，也就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强硬。政府的主要手段，是扣押，删改，禁止，鲁迅的对策，则主要是公开揭露，改名出版，“二线”编辑等等。1935年最后一天，鲁迅在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出版界的“一种隐约的风闻——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善后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候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像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散出的时候，某甲之友也是编辑先生的某乙，很感动的向或一书店代表道：‘他牺牲了个人，总算保全了一种杂志！’‘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想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以为这种献策，颇与名誉有些损害的。其实这不过是神经衰弱的忧虑。即使没有某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由来开始，……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类似的揭露，还常常见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杂文集的“前言”“后记”之中。这类揭露，因为是在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内发表，无法写得直截了当；而当可以在英文的《现代中国》发言时，他就愤慨地揭露那些做不成作家的文人，是如何借书报检查来消灭对手、巩固饭碗、取媚上司、同时满足自己横行文坛的宿愿的卑劣行径，直接把“第三种人”、检查官和政府连为一体，而统称为“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相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43）《前哨》被禁，改出《文学导报》，《萌芽》被禁，更名《新地》另出，已是现代文学界的常识，无须赘述。但这种斗争策略，到30年代中期，也往往难以奏效，鲁迅就退居“二线”，不再直接介入编辑工作，他的编辑模式改为传授编辑方略、投寄高水平稿件以支持意见相近、气类相通的文学青年出面创办、编辑具有鲁迅色彩的文学期刊，《海燕》便是这种模式的代表。

这种宁折不弯、毫无奴颜与媚骨的编辑立场，凸现着鲁迅的个性特色和人格魅力，以其无与伦比的深刻性、锋利性与杀伤力、感召力，树立了30年代文学期刊的战斗风范，同时，也为那些与反动当局持不合作乃至抗争态度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块又一块揭露黑暗、伸张正义、发表言说、抒写情愫的园地和阵地。假如套用哈贝玛斯的理论术语，我们似乎可以把鲁迅系列文学期刊称为中国式的准“公共空间”，而这种准“公共空间”的成功创设，既反映着中国30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更从特定的角度，厘定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媒体在高压下曲折前进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1）《两地书·七三》

（2）《两地书·五八》

（3）《两地书·八三》

（4）《回忆鲁迅》，1939·3·1《宇宙风乙刊》创刊号

（5）（6）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3

（7）《华盖集·题记》

（8）《两地书·十五》

（9）《两地书·十七》

（10）《两地书·十九》

（11）《两地书·三三》

（12）《两地书·三四》

（13）《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14）《集外集拾遗·〈近代木刻选集〉小引》

（15）《译文》新2卷第3期

（16）详见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原载1936·11·15《作家》第2卷第2期，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19）（23）《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18）（20）（22）《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21）（24）《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5）《书信·360522·致唐弢》

（26）《书信·330722·致黎烈文》

（27）《书信·350118·致王志之》

（28）《华盖集·通讯》

（29）《书信·340813·致曹聚仁》

（30）《书信·330713·致黎烈文》

（31）《书信·340729·致曹聚仁》

（32）《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33）《书信·291125·致孙用》

（34）《书信·290811·致李小峰》

（35）《书信·341204·致孟十还》

（36）《书信·350924·致黄源》

（37）《书信·360207·致黄源》

（38）《书信·350330·致郑振铎》

（39）《书信·341206·致孟十还》

（40）《书信·310613·致曹靖华》

（41）（42）《书信·300327·致章廷谦》

（43）《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