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系列的文学期刊，应该包括《小说月报》（本文中一律指1921·1——1931·12间的该刊，下同）、《文学》（1933·7——1937·11）、《呐喊（烽火）》（1937·8——1938·10）、《少年先锋》（1938·2——1938·8）、《文艺阵地》（1938·4——1944·3）、《笔谈》（1941·9——1941·12）、《文联》（1946·1——1946·6）、《小说》（1948·7——1952·1）等。其中，最能代表茅盾期刊系列的，当属《小说月报》、《文学》与《文艺阵地》。

 

连续性，是茅盾期刊系列最容易发现的特征之一。从上文所列的时间表不难看出，从1920年末介入文学期刊编辑事业以来，一直到40年代末新、旧中国交替（其实，此时他所编辑的《小说》，与建国后主编的《人民文学》又交错连续，简直可以纵贯整个的50年代——从这样的角度看来，他又完全有资格作为“40年一贯制”的编辑家，成为文学期刊编辑史上罕见的奇迹），除去极其特殊的时段以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忙碌、战斗在文学期刊编辑的第一线。人所共知，他对《小说月报》的革新，肇始于1920年末，落实于1921年初。这是该刊新生命开始的里程碑，也是茅盾编辑生涯的辉煌的起点。1923年后，他虽然离开了《小说月报》主编的位置，但继任者无论是郑振铎还是叶圣陶，从私交上看是肝胆相照的莫逆，从编辑方针上看则是有同有异而同大于异（他们的同中之异，拟在《文学研究会期刊系列研究》中专文论述，此姑从略）。十年间，该刊虽然三易主编，但基本风貌大体一致，一直延续到1931年末由于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停刊为止。1932年，是茅盾集中时间和精力创作长篇小说《子夜》的特殊时段，未曾致力于期刊编辑，是可以理解的。但随即创刊的《文学》，却立即填补了这段空白，把茅盾的文学期刊编辑事业演绎得有声有色。创刊于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的1937年的《呐喊（烽火）》是《文学》的续篇，请允许在下文证明。与《呐喊（烽火）》几乎同时创刊的《文艺阵地》，则把这一事业一直推演到1944年春。从《文艺阵地》停刊的1944年春，到后一份刊物《文联》创刊的1946年初，他所从事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初涉文学的女企业家、妇女运动头面人物胡子婴写成了一部十万字的小说⑴。1946年末，茅盾携眷访问苏联，长期不在国内，1947年4月回国以后，由于政治形势不断恶化，他不得不转道香港。在港期间，一面主持《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一面为该刊赶写长篇小说《锻炼》。这是长篇小说家的茅盾最后的一个长篇，在《文汇报·文艺周刊》连载了111天。这是一部原计划写成联贯5卷的反映抗日战争全貌的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可惜因故未能如愿。《锻炼》之后紧接的就是1948年到1952年的《小说》月刊。他说：“创办《小说月刊》，我是发起人之一，虽然把主编的担子卸给了周而复，自己只担任编委，但《发刊词》是我写的，同时说好，每期我至少要交出一篇文章。”⑵实际上，茅盾的办刊线路，还是直接左右着这份以“小说”为旗号的月刊，即使把它看成20年代《小说月报》的40年代版，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始于“小说”，终于“小说”（编辑小说期刊之中，穿插着的还是小说——要么自己创作小说，要么帮助他人创作小说），正是小说家的茅盾期刊编辑生涯的绝妙概括。要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再寻找一位纵贯数十年一直乐此不疲从来不言放弃的编辑，恐怕是颇为不易的。

这种连续性，不是被动的，更不是偶然的，在茅盾，这完全是自觉的，主动的，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化战略，持续追求的文学事业，是周密计划按步实施的系统工程。当《小说月报》被迫停刊以后，茅盾一直深深感到失去“自己”的刊物的种种不便甚至是痛苦，这就是《文学》创刊的直接动因。他后来回忆创刊的过程说：“一九三三年春节过后，郑振铎从北平回到上海度假（当时他在燕京大学教书）。三月下旬的一天，他来看我。我们谈到现在缺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当年的《小说月报》；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郑振铎忽然说，我们把《小说月报》重新办起来如何？《小说月报》自从因‘一二八’沪战而停刊后，已一年多了，未闻商务印书馆当局如王云五之流有复刊的表示。我对郑振铎说：‘你的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作不了主。商务当局是愈来愈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倒不如另找一家书店来出版。’……我说，刊物要办就办个大型的，可以改个名称，不叫《小说月报》，篇幅可以比《小说月报》增加一倍。内容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根据这样的条件，老牌的大书店恐怕不敢接手，而名气不大的进步小书店又承担不了这样大的刊物，这是比较难办的地方。振铎说：‘找书店出版的事交给我来办，刊物的名称就叫《文学》如何？至于主编一角当然由你来担任。’我说：‘不行！我是被戴上红帽子的，我当主编，不出三天，老蒋的手下就找上门来了。还是另找一个不被他们注意的。你本来是《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你来担任，倒名正言顺，可是你又远在北平教书。’振铎说：‘我只能顶个虚名，帮忙拉拉稿子，实际办事，总得在上海找一个人。’……接着我和振铎研究了编委会的名单，提出了十个人。都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即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以及郑振铎和我。……上述十人组成《文学》编委会，主编由郑振铎、傅东华二人担任，……其实，这次聚餐以后，郑振铎即回北平教书，同时负责平津地区的组稿；而上海则由傅东华和黄源筹备出版事宜。不过傅东华主要忙于编商务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同意他可以兼编《文学》。当时书店编印教科书是最赚钱的，只要某学校采用该书店的教科书，便能销出一大批书，因而编教科书的人，所得的酬劳也特别高，傅东华当然不愿放弃这肥差。）所以，《文学》实际的筹备工作，我不得不多方照应。傅东华把审定创作稿件和给‘社谈’栏写文章这两大项工作都推给了我，还要我包写作品评论（《文学》一卷至三卷的‘书报述评’栏共刊登文章四十三篇，其中我写了二十八篇）。”⑶一段简短的回忆，已经证明了《文学》是《小说月报》的续篇，也已经可以看出茅盾在文学刊物编辑事业中举足轻重的位置。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前夕，茅盾和邹韬奋、胡愈之等早已在未雨绸缪，策划在强寇入侵国难当头时文学期刊应有的对策。“八一三”的次日，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有个聚餐会”，大家“谈到出版刊物，多数人主张不管《文学》、《中流》等大型刊物停不停刊，我们都要马上办起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迅速传布作家们呐喊声的小型刊物来，而且认为应该由我来担任刊物的主编。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义不容辞，当天下午我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完全同意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上海杂志公司的《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都忙着搬家，清点物资，收缩业务，顾不上出版新书和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会好，这就可以接着办下去。雪峰道：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我说，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我们又研究了刊物的名称，初步确定叫《呐喊》，发刊词由我来写。又议定分头去找四个刊物的主编——王统照、黎烈文、靳以、黄源，征求他们的意见。当天晚上我就到隔壁二号黎烈文家中谈了这件事。第二天我又在文学社找到了王统照。……王统照和黎烈文都赞成由四个杂志社的同人集资出版《呐喊》周报的计划，……第二天，巴金和我约了四位主编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编辑方针，纸张和印刷问题，并最后决定以《呐喊》为刊名。”⑷读着这些记实的文字，稍加联想，脑海里就不禁浮现出茅盾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的特定岁月里指挥若定的风采，也不难想象出他在文学期刊编辑们心目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且自然也就会认同《呐喊（烽火）》实际上是《文学》等杂志的“战时版”“小型张”的观点。《呐喊》刚出第2期即遭查禁，他们便以《烽火》的名义重新登记申请，“第一期封面上加印了‘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后来上海沦陷，《烽火》搬到广州继续出版，又把两个负责人倒换过来，成了‘编辑人巴金，发行人茅盾’。”⑸1938年2月7日，茅盾来到武汉，立即找到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昕研究刊物编辑的问题，再次发挥了他独到的作用：“我提出如下意见：刊名叫《文艺阵地》，是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月出一期，每期约五万字；内容包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战地通讯等）、论文、短评、书报评述，以及国内外文艺动态，字数以三五千字为限，千字以下最好。但小说、剧本可以万字以上；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⑹邹韬奋和徐伯昕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且补充指出：“《文艺阵地》应该是一面战斗的旗帜，能起到团结进步的文艺力量，巩固统一战线的作用。因此一开始，我们就确定《文艺阵地》是个战斗的文学刊物，是个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刊物，它理论和创作并重，在形式上，如徐伯昕和我研究的那样，像个‘缩小’的《文学》。”⑺《文学》“像当年的《小说月报》”，而《文艺阵地》就“像个缩小的《文学》”，一句话，非常贴切地道出了三个刊物之间的关系，也有力地证明，无论茅盾在名义上是不是主编，他实际上都是这一系列文学期刊的动力和灵魂，元帅又兼主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风采栩栩然呼之欲出。

 

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外在特征，茅盾系列文学期刊还具有更本质、更内在的质的规定性，那就是始终关注现实人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一直保持论辩态势以及顽强坚韧、厚重坚实等等。

在发表于1921年1月1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即茅盾主编的第一期）的《改革宣言》中，他就明确地宣称：“就国外文学界情形言之……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同期刊载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则强调指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从此，密切关注现实人生，就成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非常自觉、日益坚定的追求。《小说月报》革新伊始，就集中编发了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创作的以探讨社会问题著称的“问题小说”，重点介绍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世界级现实主义作家，隆重推出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俄国文学研究”等侧重反映底层人生的文学专号，结结实实地奠定了杂志的基调。《文学》完全承续了《小说月报》的传统，主要从关注现实人生的角度组织作者队伍。除去鲁迅、茅盾以外，编委还有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郑振铎、徐调孚等。这时的郁达夫，已经从《沉沦》时代向《迟桂花》时期转化，此外，则几乎完全是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撰稿人中，不但有叶圣陶、朱自清、巴金、王统照、丰子恺、夏丏尊、俞平伯等早已在文坛上获得定评的成熟作家，而且有张天翼、沙汀、艾芜、臧克家、黑婴等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可以说，当时经常在文坛上露面的“新”、“老”现实主义作家，几乎大都“网罗”在内。当《文艺阵地》创刊时，中国已是烽火连天，抗战，自然成为举国上下最最关注的现实，因此，这份刊物的宗旨，自然就锁定在“战斗”：“创办《文艺阵地》是鉴于当时的抗战文艺运动虽也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总觉得缺乏深度，既没有在理论上对各种新问题作认真的探讨，也没有在创作上对现实生活作严肃深刻的发掘。所以，就想办一个刊物来做这方面的工作。邹韬奋还认为《文艺阵地》应该是一面战斗的旗帜，能起到团结进步的文艺力量，巩固统一战线的作用。”⑻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觉坚持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这样的编辑方针，正是他的文艺观的具体体现，又是文学与传播学互补互动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能否不断推出新人新作，是文学期刊水平高低、影响大小、生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小说月报》在茅盾主编的两年里，先后推出冰心的《笑》、《超人》、《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爱的实现》、《烦闷》、《疯人笔记》、《遗书》、《往事》、《寂寞》，叶圣陶的《母》、《一个朋友》、《低能儿》、《恐怖的夜》、《萌芽》、《苦菜》、《恳亲会》、《云翳》、《乐园》、《旅途的伴侣》、《祖母的心》，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缀网劳蛛》、《空山灵雨》，王统照的《沉思》、《遗音》、《春雨之夜》、《月影》、《一栏之隔》、《死之胜利》、《自然》、《微笑》、《钟声》，庐隐的《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红玫瑰》、《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思潮》、《余泪》、《月下的回忆》、《或人的悲哀》……。这些后来不断出现在文学史上的人名与篇名，那时的的确确是标准的新人新作。更为可贵的是，这支朝气蓬勃富于活力的队伍日渐扩大，陆续增添了丁玲、施蛰存、穆时英、胡也频、沈从文、彭家煌、黎锦明、靳以、巴金、老舍、戴望舒、梁宗岱、徐雉、朱湘、汪静之、李金发等小说家、诗人，终至旌旗蔽空，声势浩大，长期占据着新文坛的主流地位。甚至，连茅盾自己，也在叶圣陶代理主编期间，被作为新锐的小说家以连续的三个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从《小说月报》推出，实现了从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的沈雁冰，向小说家的茅盾转换的历史过渡。上文所开列的《文学》的编委及撰稿人名单，对于证明这一点，也应该是有相当说服力的。而据茅盾统计，“在我亲自编辑的十八期《文阵》中，经常撰稿的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或者后来成名的作家，就可以列出七十多位！”⑼其中，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以及象彗星一样闪过文学的夜空的青年文学评论家李南桌的理论文章，都是《文艺阵地》最先推出并且产生轰动效应的范例。

论辩，是现代文学期刊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和读者一起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武器，同时，又是吸引读者、活跃版面，争取期刊存在发展的基本手段。在文化思想论争以及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生死存亡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年代，期刊的论辩功能就大大凸显、膨胀起来，乃至长期占据主流、中心地位，成为期刊最重要的标志。正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着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⑽“……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⑾

要坚持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观念，要为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新人开路，就必须长于论辩，善于在论辩中取胜，对此，茅盾是非常自觉非常主动的。他说过：“我是素来不护短，也是素来不轻易改变主张的。”⑿这种不动摇、不妥协、执着坚定的批评性格，决定了他和他所编辑的期刊必然时时处于论辩的漩涡之中。在《小说月报》三主编中，如果说郑振铎以学术建设见长，叶圣陶以推动创作取胜，茅盾就应该是以锐敏的文学批评和严谨绵密的思辩最为世人注目。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我和其他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成员（其中主要是郑振铎），不得不同时应付三方面的论战。此所谓三方面：一是鸳鸯蝴蝶派，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二是创造社，这却是十二分的意外，是我以及当时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人所极不愿意，是被迫而应战的；三是南京的学衡派，这也是意外，但我以及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同人都认为这些留学欧美回来的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向新文学的进攻，必须予以坚决的还击。”⒀除去这三方面的比较激烈的论战，还有若干相对平和的讨论，例如关于创作问题的讨论，翻译问题的讨论，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民众文学的讨论，自然主义的讨论，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讨论等等。这些论战与讨论，当然并非仅仅在《小说月报》的有限篇幅中展开，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会刊例如《文学周报》、《文学旬刊》等，也都是他们质疑驳难的重要阵地，但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无疑是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最为理想的载体。

从《文学》创刊号到第6卷末，各期皆设“社谈”、“书报述评”（有时称为“书评”）两个专栏，1933·12·1第1卷第6期起，又特辟“文学论坛”栏目，专司文学批评，以及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在王统照主编期间，这类栏目曾有所削减，仅见1937·7·1第9卷第1期辟有“短评”）。主要撰稿者，除鲁迅以外，大量稿件均为茅盾执笔。为了对付当局的审查，他每年都要更换一批新的笔名，1934年使用的笔名就有风、兰、蕙、曼、惠、江、丙、明等。采用这类颇具女性色彩的笔名的原因，只要略微注意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坛氛围，自然就心领神会不言自明。正是通过这类栏目，文学社同人发起或参与了“杂志年”讨论，“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社同人在一致对外的同时，内部也发生过某些分歧的意见和不愉快的纷争。傅东华匿名攻击编委会成员鲁迅引发鲁迅对《文学》的反感（参见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新文学史料》1982·4；鲁迅：《南腔北调集·给文学社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551—552页；《文学》第1卷第2号、第3号等），傅东华对周文（何谷天）小说《山坡上》的粗暴删改引起所谓“盘肠大战”（参见周文：《山坡上》，载于《文学》第5卷第6号；周文：《关于〈山坡上〉的原形》，载于《文学》第6卷第1号；水：《〈盘肠大战〉的反响》，载于《文学》第6卷第2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的影响，降低了刊物的威信和声誉，甚至一度使《文学》主编空缺，接替为难（参见鲁迅1936·5·7致台静农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4页；《文学》第7卷各号王统照所写的“编后记”）。傅东华是茅盾在创刊之初，为了给刊物涂抹一层保护色而有意选取的一位以嗜赌闻名、与当局又有某些关联的特殊人物，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刊物的论辩功能，也由此走出了一条邪路。论辩，应该是有原则的；意气之争，宗派之见，只会把刊物引向歧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期刊史上，这样的教训和由此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多也太沉重了！

《文艺阵地》诞生于大江南北烽烟四起的特殊岁月，除了基本继承了《文学》的论辩方式外，还形成了某些新的特征。在《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后记》中，茅盾写道：“这一期议论文多于作品。编者很想每期都能保持这一个性。似乎现在还没有对于文艺上百般问题多发表意见的刊物，本刊试想在这里开一冷门，但自然也不是不注意作品。”“议论文多于作品”的“个性”，非常生动地体现在刊物的编排中。此后的各期，几乎都安排了“短评”和“书报述评”专栏，而且往往是由茅盾一人包写的。他说过：“在《文艺阵地》上我自己写的文章都是千字左右的短论和书报述评，但数量不少，七个月共写了短论二十篇，书评三十篇。”“我在《文艺阵地》上写的短论，都带杂文性质，通过它们对一些文艺问题发表自己的感想。”⒁正如《文艺阵地》是一份缩小了的《文学》，《文艺阵地》上发表的短论，也就是《文学》的“论坛”的缩微，篇幅大约仅有一半，论述的问题自然必须更为集中，文体也就基本统一为杂文。当时集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围绕《华威先生》而展开的暴露黑暗问题，文艺创作中的公式主义问题，报告文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都是与抗战文艺发展密切相关的带倾向性的重大问题。浏览一番当年的旧刊，很容易感受到在那国难当头的艰难岁月里，茅盾和他的战友们，立马横刀，巡逻在民族文化的第一线上，勇敢地阻击着一切来犯的敌寇，警惕地守望着民族文化的生存边界的动人情景。这里没有精致，没有雅趣，文章的字里行间闪烁的不是花香鸟语软玉温香，而往往是粗糙、冷涩的刀光与血色！这种风格的来龙去脉，历史地位与作用，离开了那一特定的时代，是既无法索解更难以准确评价的。

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现代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就不难发现，文学期刊的生命一般都是极其短暂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仅出1期即告停刊的至少有蒋光慈的《时代文艺》，创造社的《新兴文化》，李一鹤的《虞美人》，叶灵凤等的《小物件》，鲁迅的《文艺研究》，沈端先的《艺术月刊》，冯乃超的《文艺讲座》，郑逸梅等的《华光》，《时代文艺》，《文学新地》，李辉英的《生生》，葛一虹的《文学新辑》，胡风的《木屑文丛》，尹庚、白曙的《现实文学》，邵英、黄旭的《时代文艺》……。其他左联的刊物往往只有3、4期的存活率，相当多数是仅出1期即遭查禁。更换刊名再出，也是随出随禁。超过5、6期的，真如凤毛麟角。就是并非政治性特别鲜明的某些刊物，寿命也未必久长。周瘦鹃是公认的“鸳鸯蝴蝶派”的大家，但他主编的刊物，也有1期而终的例证。个中原因，极其复杂，非本文所可道尽，但资金的短缺、政府的扼杀、编者的才力不逮或兴趣转移，则是最常见的原因。换言之，倘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刊物一般就可以较长时期地维持。在文学期刊普遍的“短命”中，我们却发现了例外——茅盾系列文学期刊发行出版一般都在数年以上，可谓坚韧持久的典范——《小说月报》坚持了十年左右，《文学》发行了将近五年，《文艺阵地》在烽火硝烟中还支撑了六年左右——称为文学期刊史上的“奇迹”，恐怕也不算过于夸张吧？

依托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以商业性掩护文学性，是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的重要策略之一，也是构成其顽强坚韧的特色的基础性要素之一。他最初编辑的《小说月报》，是中国现代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的主要期刊之一，最后编辑的《小说》月刊，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之一。始于商务，终于商务，是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的发展轨迹。但茅盾系列文学期刊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不是商务，而是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他们与生活书店的密切合作，是从《文学》创刊开始，由郑振铎“牵线”而臻于成功：“振铎又说：愿意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就是生活书店，是他约了胡愈之一同找邹韬奋谈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生活书店这块牌子是比较牢靠的。当时的生活书店很有特色，它没有老板，采取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每个职员都有一份股金，实行民主的管理方法，所以它没有老牌书店的那些陋规和弊端，是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目光四射的书店。它又不同于那些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查封危险的‘红色’小书店，而有个可靠的背景——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特别是书店总经理邹韬奋，他是办《生活》周刊起家的，很有才干，很有见识，很有魄力，‘九一八’以后在政治上日益左倾，活动的能量也大。他对于我们办这杂志的目的、方针、内容和政治倾向是清楚的，也是同情和支持的，但表面上采取和我们订合同的形式，声称不干涉我们的编辑事务。”⒂此后，虽然曾经有过因《译文》编辑人选的不同意见导致鲁迅与生活书店的疏离，但后来又在《文艺阵地》的创办过程中，茅盾与生活书店进一步互相信任，终于成为患难与共、互相依存的密友。事实证明，有没有如此强大的出版集团作为依托，对于期刊的存活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此依托，编辑者可以不必为资金预支、联络作家、广告开支等必须的经济来源大伤脑筋，可以较少考虑排字、印刷、发行等烦杂的事务，以及送审、纳税、对付文化出版界的地痞流氓等他们更为陌生的“业务”，有利于把精力相对集中于组稿、改稿、编排栏目、撰写“社论”“短评”“编后记”等刊物的指导性文字，以及与作者、读者开展密切联系等专业性更强的工作，对于提高刊物的水平和声誉，当然是大有裨益的。有此依托，当遭遇到当局的稿件检查、刊物封禁等“麻烦”时，编辑者可以与书店老板共同协商对付方案而由老板出面应对，编辑处于“第二线”，无论是采取“化名编辑”还是“后台编辑”的策略，都比较主动，比较易于奏效。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出版家的最终追求当然是刊物的利润，当刊物的文学性与商业性冲突的时候，老板倾向于后者，是必然的规律。面对老板的仲裁，文学编辑可以有两种选择：其一如鲁迅，他的风格是宁折不弯，宁可玉碎，决不瓦全——他为《译文》与生活书店决裂就是有力的佐证，茅盾也曾因商务老板食言而肥出面干预《小说月报》的具体编务而辞职，也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二，如茅盾的对于生活书店，是有分寸的妥协，有原则的退让，以某种妥协和退让，换来刊物的较长时期的生存与发展。鲁迅系列文学期刊一般为同人刊物，其初衷之一恐怕就是为了摆脱商人的制约，但刊物的生存时间一般较为短暂；茅盾系列文学期刊一般都依托某一强大的出版集团，存在时间久长，影响自然也较大，但需要一整套与出版商人折冲樽俎的本领与手段。今天看来，即使是这种技能运作娴熟似臻化境的茅盾，也不免时有“杂志办人”而不是“人办杂志”的感慨与无奈。体现在这一领域里的鲁迅风格与茅盾风格，是两种可以互补的人格范型在期刊编辑事业中的折光，是两种艺术、两种处世哲学和两种美，它们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

审时度势，不断更换编辑人选，既以实现刊物编辑群体的不断吐故纳新，使刊物不断以新的面目、新的编排吸引读者，又以主编人选的更迭对付来自当局和出版商的非难、挑剔、干预、制约之类干扰，是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的又一重要策略，以及构成其顽强坚韧的特色的基础性要素。《小说月报》三易主编，从沈雁冰到郑振铎，从郑振铎再到叶圣陶，刊物的风格虽有变异，但基本内涵却一以贯之。《文学》则以郑振铎、傅东华出面，茅盾在“后台”指挥，傅、郑以后，改为由王统照主持笔政。其实，王与傅、郑一样，同为茅盾最知心的密友、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无论谁在前台，茅盾作为刊物的灵魂与动力的地位与作用都不曾稍稍削弱。《文艺阵地》创刊两年，基本构架（撰稿群体、读者群体、发行网络、排印模式等）已经形成，他征得生活书店方面的同意，就逐步过渡到由楼适夷代理主编、茅盾挂名主编的格局——刊物依然在出版发行，新的编辑已经在几年的直接培养下逐步成熟，而作为主将者又可以抽身到另外的事业中去，诚所谓两全其美。

连续推出“专号”，有效地抵制国民党当局借审查稿件对刊物的扼杀，同时也较好地保持了刊物的稳定性、长效性，是茅盾系列文学期刊的另一重要策略。1933·11·12，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捣毁，13日，良友图书公司的橱窗玻璃被打碎，14日，《中国论坛》遭到袭击，30日，神州国光社又被破坏……，山雨欲来，黑云压城，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扼杀进步文艺运动的艰难岁月来临了！果然，出版《文学》的生活书店接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知：《文学》从第2卷起，每期稿件必须经过他们的特派审查员的检查才可以发稿。《文学》第2卷第1期（新年号）送审后被抽去巴金的长篇《雪》、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夏征农的《恐慌》，征文特辑《文坛向何处去》中郑伯奇、张天翼等8人的文章全部被禁，“新年试笔”栏中的作者巴金奉命改为“比金”，……一经如此大杀大砍，从来准时出版的《文学》竟然脱期半月。于是编者在该期发表启事，严正声明道：“本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每月一日发行，从未脱期，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背景，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近以特殊原因，致出版延期，重劳读者垂询，至深歉憾！事非得已，尚祈曲谅是幸！”同时，茅盾驰函北京，急邀郑振铎南下共商对策。他们研究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第二期的稿子已送审），一期为翻译专号，一期为创作专号，一期为弱小民族专号，一期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这四个专号中，估计有三期国民党检查官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至于创作专号，可以在选稿时预先避开有明显‘违碍’内容者。我们又研究各专号要否专人负责？研究结果，认为郑振铎远在北平，与他人联系不便，可以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交振铎负责编，由他在北平组稿；其他三期专号还是由傅东华和我共同负责。”⒃四个专号的连续推出（2卷3号翻译专号，1934·3·1出版；2卷4号创作专号，1934·4·1出版；2卷5号弱小民族专号，1934·5·1出版；2卷6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934·6·1出版），不但粉碎了当局扼杀《文学》的图谋，而且因为内容丰富，获得了高度评价。鲁迅在1934·6·2致郑振铎的信中就曾热情赞扬道：“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⒄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刊期，可谓多种多样：有日刊、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不定期刊等等。其中月刊、半月刊居多数。容量较大的期刊，多数为月刊、季刊等，反之则多为半月刊、周刊等。其开本，也有64开、小32开、大32开，16开以及袖珍开本、狭长开本等不同样式。32开、16开，为常见开本。容量较大的期刊，大多为16开本或大32开本。开本与页码，一般呈正比例。茅盾系列文学期刊，大多是16开本的大型刊物，一向以内容丰富、兼收并蓄著称。《小说月报》、《文学》均为16开月刊，每期约130个页码，大约12万字。《文艺阵地》为16开半月刊，每期约32个页码，大约6万字。倘若按每月登载的文字计算，当与《小说月报》、《文学》基本持平。它们的某些号外、专号，简直就是期刊世界中的“巨无霸”——《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近500页，约45万字；《文学》2卷6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300余页，几近30万字——都开创了期刊容量的新记录。试想在从1921到1949这近30年里，茅盾文学期刊连续以每月不少于10万字、总量不少于3600万字的可观篇幅，源源不断地向读者提供着堪称丰富的精神滋养，为新文学的发展建设自觉地鸣锣开道，这份贡献，这份执着，都着实是令人惊叹的。

大容量，才有可能实现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才有可能显示茅盾系列文学期厚重坚实的重要特色。从《小说月报》开始，茅盾系列文学期刊就始终坚持创作、翻译、批评、研究并重的方针，而且是文图并茂，形式活泼，可读性甚强。《小说月报》改革伊始，就创设“创作”、“译丛”、“书报介绍”、“海外文坛消息”、“插图”、“补白”、“通讯”等传统栏目（“创作”一栏自第13卷起又分列为“短篇及长篇小说”、“诗歌及戏剧”等子栏目。同时增加“读者文坛”，一面加强与接受主体的联系，显示对读者的尊重，同时也从文学市场的角度吸纳各种有益的信息，作为调整编刊思路的重要依据。这一传统，延续到《文艺阵地》，就一变而为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或转战四方或陷身敌后的各地文艺家喜爱的“文阵广播”），并且一直延续几十年。所谓“并重”，当然是就刊物的全局而言，在每一位主编那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例如沈雁冰侧重翻译、介绍和评论，郑振铎则更热心于国学整理与学术研究，叶圣陶对于推进创作无疑有着更为显著的建树——这就有意无意形成一种良性的互补格局。所谓“并重”，有时是体现在同一期刊物中，有时则呈现为集中编发的专号、号外、特辑等。《小说月报》除有“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外，还陆续编发了“泰戈尔专号”、“摆伦专号”、“安徒生专号”、“芥川龙之介专号”、“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辑”、“契诃夫特辑”、“莫泊桑特辑”、“罗曼·罗兰特辑”、“法郎士特辑”、“霍甫德曼特辑”、“包以尔特辑”等。如上所述，《文学》在1934年除连续推出四个专号，还编发有“屠格涅夫纪念号”、“一周（年）纪念号”、“二周（年）纪念号”、“新年号”、“儿童文学特辑”、“高尔基纪念特辑”、“短篇小说专号”、“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一）、（二）”、“新诗专号”等。这些专号、号外、特辑，往往主题集中而鲜明，页码增加而价位照旧，长期订阅的读者负担如故而获取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其大受欢迎，当然在意料之中。这是对文学、学术的贡献，也是组织较为固定、较为普泛的读者群落的上佳策略，对于协调刊物的文学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冲突，保证刊物不致在订数不稳的情况下翻船落马，是非常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

兼收并蓄，不但需要栏目设置的多样化，而且应该体现在文体的纵横交织，风格的多姿多彩，流派的互渗互补。《小说月报》虽然定位在“小说”，其实一直在以相当篇幅发表其他文学文体的作品，诗歌、散文、戏剧乃至理论批评、作家传记、国学研究，编者都给开辟了自由开放的园地。茅盾系列文学期刊，自然是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为旨归的，但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作品，并不一概排斥，王统照、许地山的若干作品，也并不恪守“严格”的现实主义畛域，而徐志摩、穆时英、李金发、施蛰存、戴望舒等，的确是这一期刊系列的作者，戴望舒的处女作《雨巷》，便是首发于《小说月报》，是在该刊代主编叶圣陶的嘉许下以“雨巷诗人”的身份走上文坛的。期刊的审美旨趣的多样与集中的统一与对立，也即读者群落的普泛与定向的统一与对立，广泛而不专与固定而狭窄的矛盾，一向是编者们苦苦思索力求完美解决而始终难以绝对统一的两难课题。从茅盾文学期刊系列中，也许能够探讨出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

⑴详见茅盾：《雾重庆的生活——回忆录[三十]》，《新文学史料》1986·1

⑵茅盾：《访问苏联·迎接新中国——回忆录[三十三]》，《新文学史料》1986·4

⑶⒂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新文学史料》1982·3

⑷⑸⑹茅盾：《烽火连天的日子——回忆录[二十一]》，《新文学史料》1983·4

⑺⑻⑼⒁茅盾：《在香港编编〈文艺阵地〉——回忆录[二十二]》，

《新文学史料》1984·1

⑽《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⑾《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⑿茅盾：《读〈倪焕之〉》，《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⒀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回忆录[四]》，《新文学史料》1979·8总第4辑

⒃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新文学史料》1982·4

⒄《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