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古地名的用词特征

　　鲁网2月21日讯 沂蒙古地名历经千百年有些变化很小，有些则几经更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语言发展必然趋势，比如复音化，有些则是历史文化变化引起。古地名用词的变化特点对现在地名规划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考察沂蒙古地名词语的语素特点也就成为古地名考察重要内容。沂蒙古地名构词词素主要是以实词为主，很少有虚词出现，带有词缀的情况就很少了。古地名的构词方式主要是名词+名词，如“城阳、垛庄、辛集、柳疃”，后一名词基本是通名；形容词+名词，如“大埔、红花埠红石桥、小营城、小皇山” 。沂蒙古地名除了这几种构词形式，还有一些异于普通词汇的构词方式，如方位词、数词、通名等使用。

　　一、古地名中方位词使用

　　方位词表示方向和位置的，比如“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等。关于方位词的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汉语中方位词出现频率高，使用范围广，而表义功能与语法属性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从语义上看，方位词通常用来表达“时间、“空间、数量”这三个范畴。我们把方位词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方位词，即用来表示空间位置的方位词，如 “上、下、前、后、东、西、南、北、中、底面、门前人或事物面前的”等。另一类是准方位词，本身不是方位词，但可表示方位。比如头、顶、口、心、脚、尾、根等。这些方位词在沂蒙古地名中也同样适用。

　　1.沂蒙古地名词中方位词种类

　　我们知道人类从一个地方繁衍生息，由最开始的荒无人烟到形成村落经历漫长时间，这也是人类认知大自然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表示某个区域，地名就应运而生。这时候的地名往往和人居住地形、地势方向、位置等密切相关，所以最开始的地名往往都是描述大自然地理特征的。在交际过程中，描述的越准确详细越有利于交流，所以在地名这样的专名中最先出现复音化。在描写地形或地理位置时候，表示方向和位置词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沂蒙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可以说有山、有水、有丘陵、有平原，地名除了描写自然地理特征还有对地理位置准确表述，方位词在地名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发现沂蒙古地名的中的方位词存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名词+方位词

　　“名词+方位词”结构中的名词可以是地理实体，如 “河东、河西、望山前等，命名是以“山、河”为参照标准进行命名，河东河西都是指“河”的东面、西面，这里的“河”具有任指性，可以是任意一条河。也就是说，名词是通名，然后可以加方位词形成新的地名，这类的通名还可以是表示聚落的“庄、集、疃”等，这类地名基本都是以自然实体为标准，从命名理据来看，具有理据的直接性、原始性。 “名词+方位词”结构名词也可以是专名，如： “莒南”，“莒”原本已经是地名。莒，春秋鲁地，在今山东费县北，《佐传阂公二年》“莒人归共仲及密”即指此地。 “沂南”，则是指“沂河”之南。 “洙边”即为洙水边。 “前埠子”，遗址为新石器、汉代文化遗址，位于沂水县城西南约3公里前埠子村西南。遗址地势略高，北为民舍，东南为耕田，西依小河。“埠” 形声。从土,阜声。本义是指停船的码头。 据考证，埠子即为河上曾经的小码头。这类古地名的命名是基本以已存有的地名作为参照标准进行命名，命名理据比较隐晦，需要查阅一些相关资料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兰盖克认为专有名称属于非典型的名词性成分，其理由在于:每一个名词性成分凸显的是一个事物，该事物可以被理解为某一类别中的一个实例。另外兰盖克给出了典型的名词性成分结构的表达模式: ［定位成分［（修饰语）［中心名词］（修饰语)］兰盖克的理论正说明了地名的结构原理，方位词作为修饰语与名词一起形成了地名，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名词性结构。

　　(2)方位词+名词

　　“名词+方位词”结构中名词情况和“名词+方位词”差不多，既可以是专名，也可以是通名，如：北徐州、南城、南坊、东曲里、东莞、东里店、上石河、上园等。“名词+方位词”这种结构的古地名中名词为专名的多，通名的较少。在专名中又基本都是表示聚落的专名。

　　北徐州，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分徐州置。后魏置北徐州，北周改曰沂州，辖境相今山东新泰、临沂、费县、平邑等市县地。北周宣政元年(578)改名沂州。

　　东徐州：南朝宋置，治东莞，位于今山东沂水县；东魏改为东楚州，又有东徐州，治下邳；东魏复曰东徐州，隋改曰邳州

　　以上两个古地名都是以徐州作为参照标准进行命名，命名理据清晰，直接。考察两处古地名分别位于徐州的北面、东面。沂蒙古地名中类似还有“前大埠”、 “后大埠”、 “北大埠”、“前迷龙”、“后迷龙”、 “前台井”、 “后台井”等等。

　　(3)形容词+名词+方位词

　　“形容词+名词+方位词”结构中，名词情况和前两类情况相同，既可以是通名也可以是专名。通名既可以是地理实体也可以是表示聚落的通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形容词，形容词一般都是表示一些美好的意愿情感的词语，并且形容词的位置不确定如：

　　后利城,始建年代不详，据史料记载，东汉时在这里曾设利城郡治。该村古遗址古碑上刻“利城镇”，明万历三年（1575年）铁罄上也嵌有“利城镇”字样，证实了利城镇的存在。清康熙《重修沂州志》载：“万历九年设利城社”。明弘治年间两村分立，今古城遗址为两村共有。

　　我们发现还有一部分准方位词也存在于古地名中，如“头、顶、口、里”等，这些主要是采用相貌隐喻的方式，实现了方位意义功能。从地域分布的广度、漫长的时间跨度和使用的广泛性可以认定，相貌隐喻是人类语言的自然性格。相貌隐喻是根据身体部位的三种关系进行的，即形似，如“瓶口、锁眼”等；位置关系相似，如“山头、山顶”等；邻接，即根据物件部位跟身体某部位经常保持接触的习惯进行相貌隐喻，如“床头、后脑”。在沂蒙古地名中，这些准方位词使用，主要是形似、位置关系相似两种隐喻方式构成。如“汤头、山北头、护云顶、、东河口”等。有些在地名志或文献中就明确记载了命名理据中对相貌隐喻的使用，如：汤头，公元前86年此地即已建村，位于山东临沂县东北，有大道北达沂水县。汤头温泉有2100多年的历史，汉昭帝时封刘安国为温水侯，又因地处汤水源头，故名“汤头”。

　　所有语言都有着反映自身民族文化特征的语汇形式和特殊内容。在语言词汇中形式丰富多彩的词语，那么相关的事物则必非常发达。沂蒙古地名中使用了准方位词, 就显得非常生动形象, 并且凸显了自然地理地形特征，让人具有可想象性，这是汉民族具象化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表现。从古地名中准方位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汉民族在对客观事物命名时, 善于用比喻、夸张、借代、拟人等形象化的修辞方式说明客观事物。这也是汉语言具有理据性的表现。

　　在沂蒙古地名中还有一类表示方位的词语，即“阴、阳”。阴，《说文》：“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侌声。于今切。”段玉裁注：“闇也。闇者，闭门也。闭门则为幽暗。故以为高明之反。水之南，山之北也。从��。榖梁传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注云。日之所照曰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水经注引伏虔曰。水南曰阴。公羊桓十六年传注曰。山北曰阴。按山北为阴，故阴字从��。自汉以后通用此为霒字。霒古文作侌。夫造化侌昜之气本不可象。故霒与阴，昜与阳皆叚云日山��以见其意而已。侌声。于今切。七部。”

　　《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位于某水北岸，在水名之后冠以“阳”的地名，前为专名，后为通名。从说文解字注中我们可以看出，“阴、阳”最初常用义就是表示山水方位的词语。

　　蒙阴，汉置县，属兖州谈山郡。以处蒙山之阴得名。三国魏复置蒙阴县，属徐州琅琊郡。

　　阳都县，春秋时阳国，汉置阳都县。《十六国春秋》：“永和九年，段龛据青州，置徐州于阳都，十二年，徐州刺史荀羡攻阳都，克之，”县寻废，故城在今山东沂水县南。

　　考察发现在沂蒙古地名中“阴阳”用来表示方位具有不均衡性，“阴”的用例远远少于“阳”的使用，这可能和古人观念有密切关系。

　　2.沂蒙古地名中方位词特点

　　(1)单音节方位词为主

　　考察还发现沂蒙古地名词中的方位词基本上以单音节的方位词为主，如“上、中、下、东、南、西、北、里、后”等单音节方位词。这些单音节方位词再加上名词就构成地名，这类地名的命名基本都是以原有自然实体或村落为参考物。在沂蒙古地名中还发现有少数两个方位词出现的情况，但情况较少。这类古地名构成结构基本是在原有专名基础上加方位词构成，而原有专名本身就是带方位词的地名，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地名中存在两个方位词，如下：

　　南武阳，亦称原宪城。清光绪《费县志》称：“原宪城北数里许，王家武阳西岭有所谓擂鼓台，非台也。周围砌以石，为古墓形制，所谓原子思墓。”

　　古地名中出现这样情况可以理解为构词数目的限制。地名与人名一样， 名称太长过短都不便于称呼。沂蒙古地名中方位词必须与名词相结合的特点决定了方位词与名词性成分组合表示的是偏正关系。例如，有的是一个单音节名词如“山、沟、坡”等再加“方位词，山北头,前岑石,夏（下）坡、圈里”，单音节名词上加上方位词构成地名，简单好称呼，如： 北山、东莞、河东、上园。考察发现，不管是哪种形式基本都是以单音方位词为主。

　　(2)方位词使用中有侧重

　　方位词是表示方向和位置，但在沂蒙地名中的方位词绝大多数表示位置, 而不用来表示方向。这就决定了方位词使用中语义侧重点在于位置而不是方向。另外，各类方位词使用频率也有侧重，如“上、下、东、西、南、北”出现的频率最高；“前、后”次之；“前”和“后”比较, “后”用的明显比“前”多, 少见“前”； “左、右”用例几乎没有。这可能与“左、右”两词较晚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有关。还有的地名是双音节名词的组合构成第一个层次， 如“前盛庄”等， 在双音节的名词上再加一个方位词， 就构成三个音节的地名了，如“南武阳”等， 这一类地名往往是先有一个地名， 然后随着人口的繁殖增多， 聚落扩大， 这时就派生出另一个聚落，为了把后来聚落与原有的村名区别开来， 就加上一个方位词。

　　(3)方位词排列次序具有多元性

　　词语的配列是心理及认知决定的，词汇结构的形式是与人类认知客观世界密切相关的，词语成型既有语言内部结构原因，也有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两者有机结合发挥作用。对立统一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传统思维方式, 表现在词语方面主要是语言形式的对称和内容方面的对立统一。汉语词汇顺序方式是由人们认知方式所决定，也就是说受到自然、社会等外部顺序观念的影响，表现的理据性方面则是词语的组合序列一般会遵循时间、数量、次第等先后准则, 如“前后、古今、上下”等。方位词在古地名中的排列也遵循这个原理，古地名中经常出现对应性方位词的使用，比如“前桃园、后桃园”等。

　　二、沂蒙古地名中数词使用

　　数词是指表示数目和次序的词语，可以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数词是语言词汇中重要部分，在语言文字之初就占据重要地位。每种语言中，数词就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朱德熙的《数词和数词结构》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汉语数词和数词结构的成果之一，该书第一次从结构角度来分析数词和数词结构。从朱德熙先生研究中我们发现，数词的使用和其他词语一样有严密的系统性。每一层结构中，都有数词独特的使用规则。关于数词的文化内涵研究目前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地名中数词文化内涵意义也受到学界的关注。

　　1.沂蒙古地名中数词使用情况

　　古地名中存在一些数词，考察发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数词是表示实在意义，也就是说是实指；一类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而是一种虚指。地名中数词的这两种特点是和汉语言中数词的特征紧密相关。

　　(1)数词实指

　　古地名中数词实指，主要是用数词记载描述一些重要地理特征或人文景观，如“双堠、双凤、三义口”。地名中的数词都是有明确所指的。

　　双堠，明代立村，位于沂南双堠镇。明崇祯年间王氏来双堠村定居，因村西和村东各有一个土堆，是古代侦察敌情传递信号的“堠”的遗迹，故村名双堠。

　　双凤，今名岸堤村，唐代即有人居此。后因殷雷、殷电二军官驻守此地，取名双凤镇。该村南临汶河，河堤甚高，至明代当地政府官员为防止洪水泛滥，确保一方平安，修筑河堤，故村名岸堤。素有山东“小延安”之美誉。

　　三义口，历史悠久，明洪武年间，王姓始祖由东海当路村迁此立村，因传三国时刘备、关羽、张飞曾在此驻扎，故名三义口。该村文物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关帝庙，又称三义堂庙，位于三义口村中南部。这里的“三”明确是指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张飞。

　　七德，七德村为用典性村名，在兰山。“七德”来自于唐朝的《七德舞》。《左传•宣公十二年•邶之战》：“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材色也。”

　　有些村庄位于路旁,河畔或某地理实体附近,为突出环境特点,往往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用数字作村名首字，如“半程”位于临沂北部,故得名“半程”。

　　(2)数词虚指

　　古地名中还有一类数词并不表示实际意义，只是一种虚指，如“十字路、五不及山、万松山、七岔河”。

　　十字路,西汉时，属琅琊郡高乡县，《齐乘》以为高乡县城，即现在的镇政府驻地十字路。十字路之称始于宋、金时代，因由此西至临沂、东至安东卫、北至莒县城、 南至清口镇，各为110华里，纵横两条大路在此相交，呈“十”字形而得名。明代设十字路镇。

　　五不及山，今称五台山，位于沂水县沂水镇西32.3公里处。属沂山山脉。古名五不及山，后因山顶有平台，改称五台山。有磷、铅、锌等矿点。

　　万松山，位于费县东北十二里，其东南绕祊河，山上松林茂密，故名万松山。

　　七岔河村，位于多条小河的交汇处,得名“七岔河”。

　　从以上用例我们可以看出古地名中的数词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只是一种表示形态或表示数量多的意义，也就是说虚指主要是描述性意义或表达一些朴素的生态意识。

　　古地名中的数字文化不仅是他们精确应对社会与自然保持平衡的可靠工具，而且也是他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写照。这种朴素而古老的民族地方性知识所折射的生态智慧，在当今世界人口爆炸、资源日渐匮缺的时代，尤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沂蒙古地名中数词使用特点

　　沂蒙古地名中数词出现较多，并且以数词实指情况使用的较多，数词虚指使用的较少。一些表示虚指的数词都是以“九”“百”“千” “万”这样的数字为主，例如古地名“九曲” “百花峪”等等。这样数字自古以来就是以虚指表示数量多为主要用途，在古地名中使用情况也不例外。

　　三、古地名中通名使用

　　名称是表示各类生命体或非生命体的语言符号。通名，通名是普通名称的简称，不是通用名称的简称。通名既是某个单独事物的名称，同时又是他们所属类别的名称。也可以说，通名是同类事物中不同分子的共用名称从逻辑学上来讲，通名是指普通概念的名称，指称词语与对象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通名和专名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地名中也是如此。

　　李如龙认为，现有的地名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的地名。通名表示的是地理实体的类型。没有专名，单说通名便不成地名，而和一般名词没有区别，如“乡、镇、铁路”等。地名中的通名和专名就成为需要特别研究的对象。

　　1.沂蒙古地名中的通名使用情况

　　（1）沂蒙古地名中河流通名基本用“河、水”；

　　前面说过最开始“江、河”作为专名，后来转化为通名使用。河，《说文解字》：“，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从水可聲。乎哥切”段注：河水。各本水上無河字。由盡刪篆下複舉隸字。因幷不可刪者而刪之也。許君原本當作河水也三字。河者，篆文也。河水也者其義也。从以上可以看出，河，从最开始作为黄河的专名，到后来指河水，最后演化为通名“河”。在沂蒙古地名中，河是作为通名，前面加专名构成指称水的名称。

　　祊河，因讳驾崩本地又音“方河”，源出山东费县西大匡崮，至临沂县北入大沂河。因流经祊邑而得名。光绪二十五年《费县志•山川》：“祊水，源出大匡固下，东流至白彦集，又东至石门村……”

　　泇河，有东西二泇，东伽出山东费县东南箕山，西泇出费县西南抱犊山，东南流至江苏邳县三合村，与东泇合，又南入运河，谓之泇口，又按运河自邳县至山东滕县，统谓之泇河，以其纳东西泇之流也。

　　浚河,源出山东费县西北听山，南流会小沂水，又东南流至县东会祊河，东至临沂县北，合于大沂河，按此河以合小沂水，或称小沂水，以合祊河，或称祊河。

　　在沂蒙古地名中，表示水系的另外一个常用通名是“水”。水，《说文解字》：凖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凡水之属皆从水。式轨切。段注：准也。准古音追上声。此以叠韵为训。如戸护尾微之例。释名曰。水，准也。准，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故匠人建国必水地。北方之行。月令曰。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火，外阳内阴。水，外阴内阳。中画象其阳。云微阳者，阳在内也。微犹隐也。水之文与卦略同。式轨切。十五部。凡水之属皆从水。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水本义为水准，后来演变为通名。在沂蒙古地名中，“水”是很常见的一个通名。

　　沂水,源出山东蒙阴县北，又名大沂河，东南流经沂水县西，又南流至葛沟集西南，东汶河自蒙阴县东南流来会，

　　涑水,源出山东费县东南天井汪，东流经临沂县西，支津东出注沂水，正渠南流为武水，至江苏邳县入运河。

　　桑泉水,今名东汶河，出山东蒙阴县西五女山，北流折东流至沂水县南境，注于大沂河。

　　汶水,入沂之汶，源出山东费县，东南流入于沂河，按《齐乘》言齐有三汶，即以上三汶水也。

　　在沂蒙古地名中水系的两个通名之间有时候可以互换使用，比如沂水，有时又做“沂河”， 汶水，又做汶河。如果从历时角度考察会发现，“水”的使用年代远比“河”久远。

　　（2）山岭的通名基本用“山、崮”。

　　沂蒙地区内有四大山脉，还有丘陵，所以关于山岭的地名很多。考察发现，古地名中山岭的通名主要是“山、崮”。

　　曾子山，今称毓秀山。在平邑县平邑镇29公里处。古名曾子山，后以秀美改毓秀山。山体主要以火山碎屑岩、砂砾岩、砂岩构成。山上有鲁王墓。

　　抓九山，今称苏家崮。在平邑县平邑镇南29公里处。林木不多，杂草丛生。古名抓九山，但后因归苏姓管理，改今称。

　　艾山，艾山以盛产艾得名。原名华艾山，俗称艾花山。位于马厂湖镇、朱保镇、兰山街道交界处，海拔254.6米，为兰山区境内最高峰。明代林焕《存畏堂记》载有“沂州域西有山曰华艾，岗势隐现，绵亘数十里”；民间传有“七十二孔莲花桥，紧靠艾花山”之说。

　　大匡固，今称太皇崮。位于平邑县平邑镇西南33公里处祊河源于此，古名大匡固，后谐音演化太皇崮。顶部附有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厚层石灰岩，岩层平展，顶端呈方形，四周悬崖峭壁。

　　“山”和“崮”作为山岭的两个通名，很多时候也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但两者有很大差别。“崮”，《现代汉语词典》：“四周陡峭，山顶平的山，多用于地名。”也就是说崮是山的一类。在沂蒙古地名中，使用崮的地名有很多，并且崮各有特色，形成了有名的“沂蒙七十二崮”。“崮”是沂蒙地区特有的一个山系通名。

　　（3）聚落通名

　　沂蒙古地名作为特殊一类词汇，其聚落的“邑、城、疃、屯、庄、集、郡、店”作为通名较多。我们简单分析下各个通名形成过程，就可以看出沂蒙古地名用词特色。

　　邑、城，沂蒙古地名中多有“邑、城” 与沂蒙地区曾存在过大小20多个古国密切相关。《说文》释为国也。段玉裁注:“《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敞邑。古国邑通称。” 朱骏声通训定声:“《书》‘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皆谓国。”古代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可称城。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邑曰筑,都曰城。”

　　庄，沂蒙古地名中含有大量带“庄”的古地名。《说文》庄，上諱。古文莊。側羊切。《说文解字注》中臣鉉等曰：此漢明帝名也。从艸从壯，未詳。其说解当曰艸大也，从艸壮声。其次当在菿蔪二字之闲。此形声兼会意字，壮训大，故庄训艸大，古书庄壮多通用，引伸为凡壮盛精严之义。论语：临之以庄。《玉篇﹒艸部》：“莊，草盛貌”《六书正伪﹒阳韵》：“莊，草芽之壮也。”由此引申为庄稼茂盛。再由此义引申为村庄、苗圃。章炳麟《新方言﹒释地》：“六达谓之庄……今人以为通名，田家屯落谓之庄，山居园圃亦谓之庄。”唐杜甫《怀锦水居》：“万里桥南宅，百花潭北庄”从典籍记载来看，在唐代，庄已经有了“村落，田舍”的意思，并且因为庄的意义丰富，适用范围广，所以临沂古地名中大量存在以庄作为通名的村落，比如“施家庄、李家庄、卞庄、大范庄”等。

　　屯，沂蒙古地名中还有一个常用通名“屯”。《说文解字》:“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即“囤积、聚集”的意思。自古就有军屯的制度，所以形成了很多带有屯的古地名。曹操论军屯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清初,政府圈拨土地给各旗官兵而形成的村庄，又称屯庄，但屯和庄有显著差别，屯是比较小的村庄。在沂蒙古地名中也大量存在以“屯”做通名的村落，比如“响河屯”“朱柳屯”。与之相似的另一个通名是“疃”，表示的就是村庄义，如“潘家疃、柳疃”等。陆游《入蜀记》:“自出城，即黄茅弥望，每十馀里，有疃数家而已。”发达的商品经济滋生了许多作为商品交易集散地的集镇，以及为旅客提供住宿的旅店之类的地方，这些农村定期交易的市场慢慢形成村落，而村落命名自然以“集”，作为通名，如“苏村集”等；旅店云集的资方自然以“店”作为通名，如“洪家店”、“大店”等。

　　防邑，春秋鲁邑，东周时期，防邑是鲁国的东疆重镇。遗址在费县方城镇驻地北2公里处。遗址今尚可分辨。方城镇因驻方城而得名，为春秋“防邑”故地。《春秋隐公九年》公会齐候于防。《杜注》“鲁地，在琅邪华县东南。”此江防也，世为藏氏食邑，襄公二十三年，藏纥自邾如防即此。

　　大尚庄，相传该村始建于春秋时期，原以村落历史悠久之意，取名尚庄，也有传说村落以寺多、出家为僧者众而得名。后为与村北10公里的小尚庄对应，改称大尚庄。

　　沭水集，在山东沂水县北六十里沐水南滨，道通临朐县，为入省孔道。

　　东里店，始建年代不详，位于山东沂水县西北百里，滨临沂河。商业繁盛，有闵仲祠。

　　东莞郡，后汉置，隶青州。遗址在沂水县沂水城。晋永宁元年迁至莒，遗址在今莒县城阳镇“莒国故城”。高齐天保年间，东莞郡废。汉城阳郡，晋改曰东莞，北齐省，治莒，今山东莒县治。

　　以通名为据来考察一个地方的地域特征，主要基于一种文化理念：通名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人类社会的生存，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地名是地域的名称，不同的地域，地理环境不同，人们对资源环境的认知与利用就有不同的特点，由此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反映在地名上就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因此，一个地方的地域特征是能够从通名中反映出来。（摘自：苗守艳《沂蒙地区古地名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

　　（通讯员 苗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