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26段血泪抗争故事

　　寻访幸存者，记录血泪抗争史:今天是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本报记者寻访2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26段血泪抗争故事见证历史。

　　今天是2014年9月3日，期待已久。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是一个绽放笑容的日子——八年浴血奋战之后，胜利者是我们。在这样一个铭记胜利的日子，我们又该如何纪念？

　　我们觉得，不该忘记战争的罪恶，不该忘记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蒙受的苦难。

　　今年三月到七月，五十多天，我们的记者，三次奔赴南京寻访拍摄那场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幸存者。

　　于是，今天，我们让这些历史的见证者“走”上版面，讲述他们的血与泪，讲述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

　　2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6段血泪故事。

　　他们都经历了那苦难而又屈辱的岁月，身心都曾留下抹不去的创伤。

　　但他们，又都坚强地活了下来，这活着，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国家——有他们在，就是历史不容篡改的铁证。

　　李克强总理在英国演讲时曾说，“历史昭示我们，战争是人类智慧的失败，和平是反思灾难痛苦的结晶。”

　　我们纪念胜利，就是为了捍卫和平。

　　■本报评论员　朱启禧

    摄影记者 吕廷川

　　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随着滴答的读秒声，每隔12秒会有一滴水从高空落下，几乎同时，一个遇难者遗像的灯会亮起来，然后再熄灭。

　　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六周时间，30多万同胞遇害，以秒来计算，12秒钟一个生命被剥夺。

　　85岁的夏淑琴，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一群凶残的野兽冲进了南京城，烧杀淫掠，一条条生命被无情的吞噬。

　　“我一家九口人中七人惨遭杀害，爷爷奶奶与父亲被日军枪杀，母亲和两个姐姐惨遭日本兵轮奸后杀害，一岁的小妹妹也被活活扎死”。仅短短十几分钟，夏淑琴和妹妹夏淑云成了孤儿。

　　86岁的常志强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太冷了，脚下踩着发黏的鲜血，一会就结了冰。”收尸人告诉他，他的小弟弟趴在被刺杀的母亲乳房上吃奶，血水、泪水结成了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91岁的李素芬永远不会忘记，妈妈被强奸时，丧心病狂的日本兵竟用刺刀逼迫爸爸在一旁看着，受刺激后两位亲人全都精神失常，不久相继去世。逃到安全区的10岁妹妹也遭强奸致死。

　　“今天，世上的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从军事占领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创立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的美国人明尼·魏特琳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当硝烟散去，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被德国友人约翰·拉贝写进了《拉贝日记》，被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永远定格为一段电影纪录片。而常志强的妈妈和小弟弟悲惨的一幕，永远化作了纪念馆里一座冰冷的塑像。而更多曾经鲜活的生命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泪水已经流干，心中的伤痕依然隐隐作痛，经历过这场浩劫活下来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987年，南京市首次统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数是1756人。从1994年12月13日起，南京市拉响警报第一次举行悼念活动以来，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就一直站在队伍的最前列。

　　岁月流逝，躲过了敌人屠刀的他们，却躲不过自然的生老病死。77年一转眼过去了，目前健在的幸存者仅剩下100多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估计三到五年内，幸存者作为一个大的群体有可能全部消失。”

　　用影像留住这些大屠杀的亲历者、受害者，已刻不容缓。或许是南京大屠杀在心里的分量太重，太重，以至于我一直不敢轻易来碰这个题材。

　　直到2005年5月，含着泪水看完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直到2010年，在寻访二战劳工的途中，它不断的被一次次提起。直到近几年，作为施害方的邻邦日本，一味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

　　直到进入2014年，国家设立了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了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了世界记忆名录。

　　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成了我这个摄影记者心里的一个“结”。这让我深深感到，一个大题材的最终选择权，并不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而是题材来选择你，通过你去还原它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题材的完成，我从内心里感觉到了这样的一股力量。

　　2014年三月至七月，50多天，我三次奔赴南京寻访拍摄了30多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拍摄前，我作了大量案头工作，希望用影像来进行挖掘，从关注一个个个体命运去还原那段历史。拍摄时，我统一选择了大面积的深色背景，并通过抓拍弱光下人物情感流露的瞬间，来揭示当时人物压抑、恐惧、甚至绝望的内心世界，力求呈现一种有力量，有意境，有思考的影像，去凝视那段历史。

　　那些日子，我每天背着相机，奔走于南京的城区与乡村，由于年代久远，找到幸存者成了最大的难题，大屠杀纪念馆、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为了一个幸存者需要多方求证、反复核实，有时候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村庄，却被告知“早已拆迁搬走了”；有时候历尽万苦终于寻到了街巷，却被告知“老人去世一年多了”。

　　2014年5月，我正在联系采访85岁的幸存者梅寿兰时，还没有见面老人却突然辞世。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寻找幸存者的意义和决心。

　　那些日子，有太多的震撼，有太多的感动，很多次自己是含着泪水去完成的拍摄。

　　采访89岁杨翠英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一进门，杨老热情的拉住我的手，“谢谢你来采访我。”但一回忆往事，她的情绪就激动起来，牙关紧咬，嘴唇不住的抖动，沉积内心的哀痛一下爆发出来，声泪俱下，“我的小弟弟，因为哭闹就被鬼子活活用脚踩死了啊。”“我的父亲、舅舅、叔伯全都被鬼子拖走枪杀了啊。”杨老自己也被日本兵打聋了一只耳朵。

　　采访89岁的张秀红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当她得知要拍照时，非要让儿媳搀扶着，拉开衣橱，反复挑选，要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那年她才12岁，为了爷爷免遭杀害，她挺身而出拦住了鬼子的刺刀。结果遭到了日本兵多次强暴，以至于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为了活命，她被迫剪掉头发，将脸抹上锅底灰，扮成男孩，却又被抓去做苦力，受到殴打。

　　采访年龄最小的幸存者阮定东的情景，令我记忆深刻。今年77岁的他当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逃亡的路上，爷爷被日本兵扎成重伤，为了孙子能活命，受伤的爷爷忍着剧痛，拼命将他抱上过江的小船，伤重的爷爷却倒在了江边。

　　“是爷爷的命换回了我的命。”阮定东告诉记者，每逢重要节假日，他都要带领全家人到大屠杀纪念馆祭奠，因为爷爷阮家田的名字就刻在“哭墙”上，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爷爷》来怀念老人。

　　“忘记大屠杀，就等于二次大屠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威塞尔的这句话就是告诫后人，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2014年，6月22日，周日，南京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者川流不息。展厅内，不时有嚼着口香糖、嬉笑打闹的身影闪过。纪念广场上，一对情侣用脚踹在一尊“逃亡者”的雕塑上，做出调侃的造型来拍照。

　　“和平年代，更要牢记历史的教训”。81岁的幸存者佘子清，因为有人参观时抽烟、嬉闹不认真，他主动申请来纪念馆做志愿者。2004年开始，每周来六天，2008年以后，岁数大了，一周来一天，现在只能量力而行，重要的日子来一天。除了纠正少数不和谐行为，他主要还是现身说法，讲解这一段历史，末了不忘叮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我头上的伤疤就是铁证。”说起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爱较劲儿的佘老一脸怒色，“历史岂容篡改！我要跟他们当面辩论，驳斥这些妄言”。

　　“要让日本年轻人多了解这段历史。”当了多年的志愿者，佘子清讲了自己最难忘的一件事，那年他接待了一批从日本爱知县来的大学生，在听完他的讲解后，几名日本女大学生泪流满面，一下跪倒在他的面前，替日本长辈犯下的罪行向佘老道歉。

　　在纪念馆里，有一排幸存者的铜版“脚印”，其中也有佘老的。只要不是下雨，他总会脱掉鞋子，双脚踩进自己的脚印里，来向参观者讲解。他说，“每当站在这里，总感觉我们幸存者又并肩站在了一起。”

　　夕阳映照着佘子清瘦弱的背影，一条用脚印踏出来的漫漫长路浮现眼前，这条路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一眼望不到尽头。我看见，电影《南京！南京！》里的幸存者小豆子正欢笑着跑过来，手里的蒲公英随风吹散，落地发芽，生生不息。

　　活着，就是一种抗争！

　　见证者

　　杨翠英　

    女，1925年7月3日生，当时12岁，家住南京许府巷33-3号。

　　为躲避日本兵，杨翠英一家人搬进了大方巷一带的难民区。12月14日中午，日本兵冲进难民区，父亲杨学文和舅舅杨学玲、叔伯杨贤营因为手上和肩部有老茧，被日军当作中国士兵强行拖至大方巷后面一个池塘边遭到杀害。一个出生不久还未起名字的弟弟，因为哭闹被日本兵用脚活活踩死，杨翠英还被一个日本兵打聋了左耳。

　　仇秀英

　　女，汉族，1930年4月5日生，当时7岁，家住南京下关车站对面的民房。

　　日军侵入南京城，仇秀英全家五口人躲在离家1000多米远的地窖里避难。一天，母亲出去做饭与哥哥返回地窖时不幸遭遇日本兵，母亲被枪击后去世，射向母亲的子弹从后肩穿入前胸，还打破了哥哥仇振兴的棉衣，使其肩头受伤。后来，父亲仇松山带着一家人逃进和记洋行去避难。从难民区回来时，他们亲眼目睹挹江门周围全是尸体，从尸体上爬过去回到家里。

　　路洪才

　　男，1933年11月22日生，当年4岁，住南京雨花门红土山下。

　　1937年12月，得知日军烧杀奸掠，十分凶残，路洪才全家人惊慌起来。一家九口人分散在两处躲藏，父亲带着路洪才和大舅舅跑到中华门外沙洲圩荒岛上避难。路洪才的母亲已近临产与外祖父一家留在原住地，日本兵搜查发现了一家人藏身的防空洞，先用机枪向洞里扫射，又往洞里投进了手榴弹，其母亲路夏氏、妹妹路小毛、外祖父夏老三、外祖母夏赵氏、二舅夏瑞、三舅夏端全部遇难。

　　易翠兰

　　女，汉族，1923年5月6日生，当时14岁，家住南京升州路老坊巷10号。

　　1938年8月，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城进行轰炸，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不断响起，两枚炸弹落在易翠兰家不远处爆炸，房屋受损严重，母亲带着易翠兰到江宁农村亲戚家躲避。后来返回时正逢日军攻打南京城，她们逃到美、德两国人士创立的安全区内一栋小楼里，期间多次遭到日军侵扰，还目睹了日本兵用刺刀将人活活捅死后推进水塘，血染红了水塘，尸体漂满水面。安全区越来越不安全，易翠兰和嫂子又逃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

　　夏淑琴

    女，汉族，1929年5月5日生，当时8岁，家住南京新路口5号。

　　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中七人惨遭日军杀害，其中爷爷奶奶与父亲被日本兵枪杀，母亲和两个姐姐惨遭日本兵轮奸后被杀害，一岁的小妹妹被扎死。夏淑琴的脊背上被扎一刀，胳膊上被扎两刀后昏厥，后来她与妹妹夏淑云一同被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救助，至今身上留有三处伤疤。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下来，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中也有记载。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夏淑琴一家的事例被作为重要证据采用。

　　杨永才

　　男，回族，1935年2月1日生，当时2岁，家住七家湾大辉巷29号。

　　日军侵占南京，杨永才一家六口人和外婆全家一起逃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父亲杨守林、二舅马玉泉和许多青壮年被日本兵从难民安全区捆绑押上卡车，拉到江边用机枪屠杀了。杨永才大姨夫冯某在剪子巷做炒货生意，躲在中华门内一个简易的防空洞内，被日本兵发现当场用刺刀扎死。

　　李素芬

    女，汉族，1923年3月12日生，当时14岁，家住南京新桥船板巷20号。

　　1937年12月，日军进城后放火烧民房，同住一起的堂叔、婶婶惨遭日本兵杀害。第二天，日本兵又闯进了李素芬家，母亲遭到日本兵强奸，他们还拿刺刀逼迫父亲在一旁看着。受到严重刺激的父亲、母亲精神失常，不久后相继去世。为躲避日本兵，李素芬把头发剃短，换上男装，脸上抹上厚厚的锅底灰，与堂妹结伴逃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之前，跟着养母逃进难民区的10岁妹妹李素芳，惨遭日军强奸，不久也离开了人世。成为孤儿的李素芬在亲戚的帮助下，又逃到了江宁农村。

　　李美兰

　　女，汉族，1927年1月30日生，当时10岁，家住南京清凉山。

　　李美兰的父亲李文焕是个菜农。日军进城前先派飞机轰炸，全家人就在清凉山后门挖了一个防空洞躲避起来，后来又逃到难民区傅佐路的外婆家。形势紧迫，母亲带着李美兰兄妹几个又去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留下来的父亲被日军抓走，押到下关江边遭机枪扫射身亡。表哥王庭在五条巷也被抓走再没有回来。

　　经智珍

　　女，1928年9月生，当时9岁，家住南京洪武路。

　　日军侵入南京城后到处烧杀抢掠，经智珍跟父母躲进金陵女子大学的难民收容所。冬天睡水泥地，有家不能回。二十多岁的舅舅住在大校场一带，被日军抓走，到晚上没有回家。外婆一夜没睡觉，到处喊叫导致精神失常，后来得知舅舅已被日军杀害。

　　程福保

　　男，1933年5月3日生，当时4岁，家住南京小船板巷。

　　日军侵占南京时，全家人在父亲程长河带领下向南逃亡，后听说江北安全，又逃到下关长江边，渡过长江后被好心农民收留。有一天，日军从六合县杀过来，父亲在街头被日本兵一枪击中胸部，当场死亡。当时怀有身孕的母亲，悲痛至极，欲跳江被劝住，后艰难活了下来。1939年秋天，其外公在中山码头为日军作搬运工，日本兵嫌他动作慢，一脚将他踢进江里，致其溺水身亡。

　　姚秀英

　　女，1931年8月8日生，当时6岁，家住南京中华门东干长巷。

　　日军侵占南京后，姚秀英一家人躲到一个防空洞里。日本兵用机枪向里面扫射，母亲、姐姐、妹妹、弟弟被打死，爷爷被打伤，姚秀英被压在尸体下面得以幸免。第二天天亮，日本兵又来到住处，受伤的爷爷无法躲藏，姚秀英和奶奶躲进屋后竹园一个土坑里，亲眼看到爷爷被日本兵戳了一刀，不幸遇难。后来，姚秀英逃到难民区避难，回来后发现，家中搭建的房子全部被烧毁了。

　　陈忠源

　　男，回族，1925年4月30日生，当时12岁，家住南京红土桥52号。

　　1937年12月，陈忠源一家人逃难途中遭遇日本兵，大嫂、姐姐和二哥被鬼子抓走，从此杳无音信。随后，陈忠源和母亲、哥哥一道，躲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在那里，他多次目睹美国明尼·魏特琳女士，呵斥翻墙入园强奸妇女的日本兵。一次他回家折返难民区的途中，被日本兵抓住去运送他们抢劫的财物。后来，他踩着尸体，侥幸逃回难民区。

　　陈素贞

　　女1921年4月生，当时16岁，家住南京高楼门一带。

　　日军侵占南京时，陈素贞和哥嫂等家人一路逃到湖熟附近，躲进一座农村的祠堂。同村的几个表亲堂亲，不放心家里的东西和田地，没有及时躲避，被日本兵发现，八个人在村里惨遭杀害。一次，她和嫂子、小堂妹几个人在屋里，外面突然传来了日本兵的枪声，她们慌忙从柜子侧面躲进床底，只留下嫂子作掩护。凶狠的日本兵闯进来将嫂子拖走强奸。

　　刘兴铭

　　男，1935年5月14日生，当时2岁，家住江宁县汤山镇刘岗头村。

　　1937年腊月一天，天蒙蒙亮，一批日本兵闯进刘岗头村，先纵火烧房后趁机抓人，母亲抱着年幼的刘兴铭，带着其哥哥、姐姐逃进菜园躲避，幸免于难。清晨约八时，其父亲和许多青壮年村民被抓到村后的晒稻场上排成一队，日本兵逼迫每个人跪在地上，脱一件衣服蒙起双眼。其后，一排日本兵持枪对着他们射击，共42人全部遇难，当年父亲仅29岁。

　　张秀红

    女，1926年5月7日生，当时11岁，家住南京沙洲圩双闸一带。

　　为躲避日本兵，张秀红随爷爷外出避难，与40多个女孩一起藏身芦苇荡，日本兵发现后放火，除张秀红和另外两人跳水逃生，其余人全部被烧死。为了爷爷免遭杀害，年幼的张秀红遭到日本兵的多次强奸，留下了终身残疾。后来，她被迫剪掉头发扮成男孩，但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遭受殴打。现在，她的左手留有日本兵刺伤的疤痕。

　　阮定东

　　男，1937年5月4日生，是目前健在的幸存者中年龄最小的，当时7个月大，家住南京柳叶街。

　　日军侵入南京城，在柳叶街经营裁缝店的爷爷和父亲准备逃回六合新篁老家，爷爷阮家田抱着七个月大的阮定东在慌乱中和家人走散，在燕子矶江边爷爷被日本兵刺成重伤，他强忍剧痛，紧紧抱着小孙子，拼命爬上一条小船，过江后，他体力不支倒在江边，后被家人用木板抬回老家，不久伤重去世。

　　孙富祥

　　男，1914年2月15日生，今年100岁，是健在幸存者中岁数最大的，当时23岁，扬州人，南京新街口一服装店的裁缝。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孙富祥三次死里逃生，一次他到中华门附近买米，被日本兵当做中国士兵拦住。一次他下夜班回家，被两个醉酒的日本兵追杀。还有一次在老家扬州，孙富祥和很多年轻人为民宅救火时，被日本兵抓住，在押送途中，他解开绳子侥幸逃脱，其余的人全部被日本兵杀害了。

　　陈德寿

　　男，汉族，1932年10月18日生，当时5岁，家住三山街天青街古钵营4号。

　　1937年12月15日上午约10点半，日本兵来到古钵营一带放火，父亲陈怀仁和几个年轻人到外面救火时，被日军抓到三山街承恩寺枪杀。一天，一个日本兵拿着长枪闯进陈德寿家，要对姑妈进行强奸，姑妈誓死不从，被日军连刺六刀致死，当时仅27岁。之后，母亲带着陈德寿逃到新街口一个叫干河沿的难民区。四十天后返回家中，祖父在舅舅的帮助下找到了父亲的尸体，并把他埋葬在中华门外。此后，陈德寿一家靠乞讨为生，祖母和妹妹患传染病去世。

　　佘子清

    男，汉族，1934年4月12日生，当时4岁，家住南京夫子庙中央大戏院。

　　日军侵占南京，父亲带着佘子清一起逃进了位于西康路33号的美国大使馆避难。年幼的佘子清由于好玩，有一次跑出了使馆大门被日本兵抓住，使馆人员闻讯赶来，双方争夺起来，一个日本兵用枪托趁机朝着佘子清的头部猛砸，致其血流满面，现在头上仍留有伤疤。1938年，由于卫生条件差，佘子清与哥哥身上生了疮，皮肤溃烂，几个日本兵和伪警察闯进家里，声称要将其抓走烧掉，母亲吓得当场昏死过去，永远离开了人世。后经邻居等多人求情，佘子清兄弟才幸免于难。

　　余昌祥

　　男，1927年10月19日生，当时10岁，家住南京中华门外宝塔山66巷4号。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余昌祥生父余必福在中华门外西街小市口被日本兵杀害，其养父余必文被日本兵扎了七刀，肠子流了出来，后经过长期调理存活下来。余昌祥躲避在扫帚巷王全胜粮行下通往长干桥的一个大管道中，得以幸存。曾目睹惨痛一幕，当时管道里有两个婴儿哭闹不止，为了不让日本兵发现祸及所有人。孩子的父母就用绳子把孩子硬是勒死了。

　　向远松

　　男，1928年9月9日生，当时9岁，家住南京宝塔桥董家巷392号。

　　1937年12月14日，日军侵入下关宝塔桥地区，逃进观音庵避难的向远松一家人及所有难民被驱赶出来，强迫跪在路边几个小时“欢迎”日本兵到来。其26岁的哥哥向远高被日本兵当做中国士兵，用绳子绑走，在煤炭港一座仓库中遭到杀害。年幼的向远松陪着妈妈寻找哥哥的尸体，途中目睹了大量尸横遍野的场景。

　　马庭禄

　　男，回族，1934年3月4日生，当时4岁，家住南京七家湾大辉复巷29号。

　　日军侵入南京时，马庭禄全家逃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日本兵闯进难民区抓人，藏在祖母怀中的马庭禄，亲眼看着父亲马玉泉、舅公温志学和二姑爹杨守林，被日本兵用绳子捆绑着押上卡车，听说都被拉到江边用机枪屠杀了。一位姓冯的姑爹躲在中华门内一处防空洞，被日军发现后用刺刀杀害，姑妈则被强奸。马庭禄父亲被杀后，母亲不得已改嫁其伯父。

　　常志强 （原姓戴后改姓常）

    男，1928年2月4日生，当时9岁，家住南京八宝街1号。

　　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城，在内桥王府园父亲戴英俊、母亲戴张氏、大弟戴二龙、二弟戴阿三、三弟戴小发、四弟戴小来全被日本兵刺杀，姐姐戴桂珍被先奸后杀。常志强说，当时母亲抱着两岁的小弟弟戴小来，胸部被刺一刀，还不肯放下弟弟，接着日本兵又刺一刀，母亲疼得丢掉弟弟，躺倒在地上。小弟哭着爬着要在母亲怀里吃奶，母亲用力拉开衣服，但因胸口被严重刺伤离开人世。这时，日本兵用刺刀对着小弟屁股一刀刺过去，弟弟被摔出很远。由于过度惊吓，常志强昏死过去。后来，常志强听收尸人讲，他的小弟弟趴在死去的母亲乳房上吃奶，血水、奶水、泪水将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李高山

　　男，回族，1925年2月24日生，当时12岁，籍贯广东茂名。

　　李高山父母早亡，当时是一名守城的中国少年勤务兵。他和200多人被日军关押在八字山公馆的几间洋房里，日本兵先用机关枪向房间内猛烈扫射，之后又放火焚烧，李高山躲在阳台后翻围墙逃脱。逃亡途中又被日本兵抓住，被再次枪杀时因年龄太小且个头太矮侥幸逃脱。

　　伍正禧

　　男，回族，1924年8月15日生，当时13岁，家住南京周必由巷15号。

　　1937年12月14日中午，三个日本兵闯进家来，将伍正禧的大哥伍正保、大表哥云官、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邻居宗家的小六子抓走枪杀。过了一天，日本兵又将双目失明的60多岁的祖父伍迪荣连捅三刀，杀死家中。其姑母家30岁表娘被强奸。日本兵在街上纵火烧民房，将伍家店铺的看门人姜爷爷活活烧死。

　　苏国宝

　　男，1927年8月生，当时10岁，家住南京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

　　1937年12月6日，日军侵入湖山村，苏国宝三岁的弟弟苏国久被日本兵扔进七乡河淹死了，还有其二外公戎士贵、二姑父戴大金、姑父王立荣、祖父苏昌友等全部惨遭杀害。为了躲避日军的残害，苏国宝全家逃到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在那里，丹麦人辛德贝格给了苏国宝一块大洋，还有18斤大米，维持了苏国宝全家人好几个月的生活。